有些事「能做不能說」

擔任企業主管的朋友陳協理跟我說，最近有些員工的態度讓他快氣炸了！很多年沒看到他這樣生氣了，如果有員工可以讓他這樣怒不可遏，顯然是做了很多無法容忍的事情，甚至犯了企業的許多禁忌，還有不尊重企業倫理……等。等協理喝幾口咖啡怒氣稍微消了一點，我好奇的問，甚麼樣的「態度」會讓你這樣生氣而且耿耿於懷呢？是抗命嗎？協理跟我說，惹他生氣的有幾個新員工，上班不到一個月就跑來跟他反應說：「協理安排工作的時候要注意到我的時間安排，因為我想要有我的生活品質」。「？？」我笑到差點被嗆到，就這樣？協理生氣的說：「就是這樣！他的生活品質是他的事情，關我甚麼事？如果我去管每個人的生活品質，那這生意還要繼續嗎？誰來管我的生活品質呢？」

確實，很多人把「自己的事情」跟「公司的事情」混在一起了，所以認為只要講「清楚」，提出自己的「要求」，對方應該會接受，因為「對我而言這是合理的要求」。可是沒有想過，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就好，這樣講出來，任何人聽到，尤其是主管，是很刺耳的，不管是否有偷懶閒散的意思，這句話等於是告訴主管：「別安排太多事情給我，也別要求我加班，下班時間我不看Email也不接電話，反正我上班時間會把事情做好，下班時間就都是我的時間。」這是很多人在奉行的上班方式，可能我們會覺得很奇怪，說出來講清楚有甚麼不對？而且可能主管給的壓力與工作量已經造成我的困擾了！

但就是不對，因為上班是一種「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之下，權利與義務有對價存在，不滿意這個權利與義務，應該是換一家公司做比較好。「可是我有才能啊！如果公司這種態度，那就留不住人才了！」小A前一陣子也因為工作量關係換了公司，他質疑說：「公司應該要照顧員工的生活！」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小A顯然有大頭症，因為「人才」在當前雖然稀有，但還沒到達嚴重缺乏的程度，公司需要的人才，公司自己有個判斷標準。就像古時候陶淵明是個人才，可是他不想做官，政府也用不了他，這個社會也沒有因此發生太大問題。另外一個爭議的話題：公司應該要照顧員工的生活，這是透過福利與薪資發放來提供的，可是整個大前提是：「公司必須要能持續經營下去」，很多職場工作者對於「公司是否能存活」這件事情沒有直接感受，工作只是一個「take and give」的關係存在，直到中年遭遇到裁員，才開始對於「經營的困難度」有所了解。

但是話說回來，這中間有沒有解決方法呢？答案就是：「能做不能說」。就拿在我面前氣呼呼的陳協理來說好了，他的生活品質如何？當然是很不錯囉，可是他有副總或者大老闆說：「我想過有品質的生活！」顯然是沒有，但他一直在享受生活，他用他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在事業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所以說自己想要什麼，要自己去解決，不是把事情扔給別人，這樣就不夠專業了。

工程師都渴望清楚，甚麼事情講清楚，不過呢，偏偏這世界上越高的管理層級，越需要有「忍耐混沌的能力」。因為越高階層的決策者沒有人告訴他該怎樣做，所以都必須要從片斷的資訊與互動中摸索。我常常勸那些甚麼事情都要求別人「開規格」然後「我才做」的工程師想想，這樣是否就失去訓練自己成為老闆與更高階主管的能力呢？而阻擋這個成長的，只是因為自己「不能忍受暫時的混沌狀態」。

「不能說」的原因不是因為這是犯罪，而是因為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怕造成溝通誤會或者不正確的溝通，所以還是「不要說比較好」。還沒決定的事情，心裡面正在醞釀的決策，都是會讓內心承受壓力的，但是說出來造成的負面因素更多的時候，那就得學習放在心裡面。舉凡公司正在進行的交易，內部需要保密的專案，甚至自己調動資源正在偷偷進行的研發……等，都需要低調熬過幼苗期，等待發芽結果的時候才公開，不然可能這些幼苗禁不起質疑與誤會的摧殘，還沒成長就見光死了。用年輕人比較懂的方式來舉例，交女朋友也是類似的情況，總是要追求到一定程度才能公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能做不能說。

工程師的成長訓練中，對於言語的判斷比較少，所以常常會說出「不該說的話」。就拿陳協理的屬下來說，雖然因為他信任協理所以想進行溝通，他認為這個問題困擾了自己也困擾了自己的家人，卻沒有想過這樣可能會讓自己的前途打了折扣。「不對，按照你這邏輯，那麼也不能去爭取薪資囉？」小A很不服氣地說。爭取薪資的方式也是有差異的，如果我們直接把「工作內容」與「薪資」之間畫上等號，那麼爭取薪資的過程肯定會讓溝通扭曲，甚至產生爭執，因為薪資是怎樣算都算不清的。所以該做的事情應該是努力充實自己持續成長，而該說的事情應該是「我該做什麼」或者「該學習什麼」。事情要做得扎實，話要說得得體，才能在職場上擁有自己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