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效應

所謂黑天鵝，是指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它具三大特性：不可預測性；衝擊力強大；以及，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不如實際上那麼隨機，而且更易於預測。Google的驚人成就就是一個黑天鵝事件；九一一也是。作者認為，黑天鵝潛藏在幾乎每一件事的背後──從宗教之興起，到我們個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為什麼要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我們才認得出黑天鵝現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應該注意普遍現象時，人們長久以來卻習慣注意特定事件。我們習慣注意已經知道的事情，卻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多年來，作者一直在研究我們是怎樣欺騙自己，以為自己知道的比實際上知道的還多。我們總是只看到無足輕重的事情，而大的事件卻繼續在你我的驚嘆聲中出現，並形塑著這個世界。本書試圖解釋我們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所知道的一切。作者協助讀者面對黑天鵝現象，並從這些意外的大事件獲益。

舊世界裡的人在發現澳洲之前，相信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個想法無懈可擊，因為看起來，這和實證現象完全吻合。看到第一隻黑天鵝，對一些鳥類學家（以及其他極為關心鳥類顏色的人）而言，也許是有趣的意外，但這個故事的意義並不在此。這個故事顯示，我們從觀察或經驗所學到的東西有嚴重的侷限，以及，我們的知識不堪一擊。一個單一觀察，就能讓千萬次確認看到數百萬隻白天鵝所得到的泛化推論失效。你所需的只是一隻黑天鵝（而且，我聽說，相當醜）。

我把這個哲學─邏輯問題進一步推進到經驗現實（empirical reality），這個問題。我們在此所稱的黑天鵝事件（Black Swan，英文大寫），為具有下列三項特性的事件。

第一，這是個離群值（outlier），因為它出現在通常的期望範圍之外，過去的經驗無法讓人相信其出現的可能性。第二，它帶來極大的衝擊。第三，儘管處於離群位置，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因為天性使然而去捏造解釋，讓這事件成為可解釋及可預測。

我們暫且打住，先整理一下這三要素：稀少性、極度衝擊，和事後諸葛（而不是先見之明）。少數幾個黑天鵝事件，就幾乎解釋了我們世界裡的所有事，從理念和宗教的成就、歷史事件的演變，到我們個人生活的元素。自從我們在好幾萬年前脫離了更新世（Pleistocene）之後，黑天鵝事件的效應就不斷增加。這種事件在工業革命期間開始加速，因為世界從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而普通事件，就是我們研究、討論，並企圖透過讀報去預測的事件，卻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想像一下，在一九一四年事件前夕，以你當時對世界的瞭解來預測未來，這是多麼的沒用（別用你無聊的高中老師所灌輸給你的解釋來作弊）。你會想到希特勒（Hitler）崛起及後續的戰爭嗎？你會想到蘇聯集團驟然瓦解嗎？你會想到回教基本教義派興起嗎？你會想到網際網路普及嗎？你會想到一九八七年股市崩盤（以及後來更難預料到的復甦）嗎？時尚、流行、風潮、創意，和各種藝術流派與學說的出現，全都跟隨在這些黑天鵝事件之後。幾乎可以這麼說，你周遭的任何重大事件，都符合這個條件。

這種結合低可預測性和大型衝擊的性質，讓黑天鵝事件成為一個大謎團；但這還不是本書所要關切的核心。我們傾向於假裝黑天鵝事件不存在，更強化了這種現象！我不是指你、你的喬伊表哥，和我，而是指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這些人一個多世紀以來，誤以為他們的工具可以衡量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並在此想法下運作。因為把不確定因素科學（sciences of uncertainty）應用到現實世界問題，已經產生荒唐的效果；我個人就親身在財務和經濟學上見識到這種現象。問問你的投資組合經理人，他對「風險」（risk）的定義是什麼，很可能，他會提供你一份排除了黑天鵝事件出現機率的測量值──從而，這份數字在評估整體風險的預測價值上，並不比占星術好。這是社會類題材所特有的問題。

本書的中心理念在於關切我們對隨機事件，特別是偏異值甚大者，視而不見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科學家或非科學家、高手或凡人，傾向於見樹不見林？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注意細節而非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儘管這些事件顯然有重大影響）？而且，如果你看懂我的論點的話，為什麼讀報紙事實上會減少你所吸收的世界知識？

我們很容易看出，生活是由寥寥可數的幾個重大衝擊所累積而成的效果。坐在你的椅子（或是吧檯的高腳椅）上，要辨識出黑天鵝事件的角色並不難。做以下的練習。檢視你自己的存在。數一數重大事件，自你出生之後，在我們周遭所發生的技術變革和發明，並與這些事件發生前，你所做的預期相比較。這些事件有多少是按照進度發生？檢視你個人的生活，例如，職業選擇、或是和伴侶相遇、離鄉背井遠離母國、遇到的背叛、突然發財或突然一貧如洗。這些事，有多少是按照計劃出現呢？

你所不知道的事

黑天鵝事件使得你所不知的事遠比你所知的事更為重要。考慮這點：許多黑天鵝事件可能因為我們預期它們不太可能發生而發生，並且惡化。

想想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如果其風險在九月十日合理地想到，就不會發生了。如果恐怖攻擊的可能性被認為值得注意，戰鬥機就會在雙子星大樓上空盤旋，飛機也會鎖上防彈門，而攻擊將不會發生，句點。也許會發生別的事件。那是什麼呢？我也不知道。

一個事件之所以發生，就因為我們認為不會發生，這不是很奇怪嗎？對這種事，我們有何種防護？不論你知道了什麼（例如，紐約市是恐怖攻擊最容易選擇的目標），如果你的敵人知道你知道，就會變得不重要。在這種策略遊戲中，可能的情況是，你所知道的事，可能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這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事業。考慮餐飲業中的殺手級「神祕配方」。如果配方眾所周知，則隔壁的人早就想出對策，而這個配方也將毫無特點。餐飲業中下一個殺手必須是當前餐飲業者不易想到的點子。必須和預期有某種距離。這種冒險創舉越是在意外中成功，競爭者就越少，而實現這個構想的企業家也就越成功。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鞋業和出版業——或任何種類的企業。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科學原理──沒人有興趣去聽無聊的事。一般而言，人類開創新事業的報酬，和大家的預期成反比。

考慮二○○四年十二月的太平洋颶風。如果我們事先預期到了，就不會造成如此的損失──受災地區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居住，而預警系統也會適時發生作用。你已經知道的事，並不會對你造成真正的傷害。

專家和「虛有其表」

我們對離群值的預測無能為力，這隱含了我們沒有能力預測歷史的發展軌跡，因為這些事件都是變動不居。

但我們的一舉一動，卻好像是我們有能力預測歷史事件似的，或者更過分，好像我們有能力改變歷史軌跡似的。我們預測三十年後的社會保險赤字和油價，卻不知道我們連明年夏季的狀況都無法預測──我們在政治和經濟事件上所累積的預測錯誤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每次我看到實際數字時，都要捏一捏自己，以確定我不是在作夢。令人驚訝的不是我們的預測錯得有多離譜，而是我們竟然不知道預測錯得很離譜。當我們在處理致命衝突時，這點最令人感到憂心忡忡：戰爭基本上無法預測（而我們竟然不知道這點）。由於人們對政策和行動之間的偶然連結產生了這種誤解，我們可以輕易地引發由挑釁的無知（aggressive ignorance）──像小孩子玩化學設備──所造成的黑天鵝事件。

我們因黑天鵝事件而沒有能力預測環境，加上普遍上，大家對這種事態缺乏瞭解，這表示，有些專業人員，雖然我們認為他們是專家，其實不然。根據他們的實際績效，在專業上，他們並不比一般人多瞭解多少，但他們的表達能力卻比較好──或更糟的，以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讓你看不清楚。他們通常打著領帶。

既然黑天鵝事件無法預測，我們就必須去適應這些事件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企圖去預測）。如果我們專注在反知識（antiknowledge），或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則我們可以做許多事。這種效益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是，你可以盡可能地把自己暴露在（有利型的）黑天鵝事件中，僥倖獲利。事實上，在某些領域──例如科學發現和創業投資事業──來自未知事物的報酬大到不成比率，因為在典型上，你在稀有事件上的損失甚小，但收益卻很大。我們將會談到，和社會科學的想法相反，幾乎沒有任何的發現、任何引起注意的科技是來自設計和規劃──它們只是黑天鵝事件。

發明家和企業家的策略是盡量不靠由上而下的計劃，而是專注於大量的雞毛蒜皮小事，並在機會自動出現時，認出機會。因此，我不同意馬克思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追隨者的想法：自由市場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們允許人可以鴻運高照，這是來自積極嘗試錯誤的運氣，而不是來自技術報酬或「獎勵」。於是，策略是盡量去摸索各種事物，並盡量試著去收集黑天鵝機會。

學習去學習

人類另一個相關的缺陷是過度專注於我們所知的事；我們傾向於學習精確的細節而非整體。

人類從九一一事件學到了什麼？他們學到了有些事件會因為變動不居，而大部分落在可預測的範圍之外嗎？不。他們瞭解到傳統智慧具有先天上的缺陷嗎？不。他們想出了什麼？他們學到了避免回教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和高層建築的精確規則。許多人不斷提醒我，重點在於務實並採取具體措施，而不是把知識「化為定理」。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的故事，顯示吾人如何受制於明確事物。

法國人在一次大戰之後，於德國先前的入侵路線上建了一堵牆，以防止其再度攻擊──希特勒（幾乎）毫不費力地繞過這道牆。法國人曾經是歷史的好學生；只是他們學得太精確了。他們太務實，也太專注於自身的安全問題。

我們並沒有同時學到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問題在於我們心智的結構：我們學不到規則，只是學到事實，而且只有事實。我們似乎不善於瞭解超規則（metarules，例如「我們傾向於學不到規則」這個規則）。我們藐視抽象；我們熱切地藐視抽象。

但還有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我們的心智是做什麼用的？看起來，我們好像是採用了錯誤的使用手冊。我們似乎沒有用心智來思考和反省；如果有，今天的問題就不會那麼難了，但同時，我們也活不到現在，而我也不會活著在此談論這個問題──我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內省，而努力思考的祖先早就被獅子吃掉，而他那不思考卻跑得更快的表親卻可以跑去躲起來。

想想看，思考很花時間，而且一般而言，思考完全是在浪費能量，所以我們的祖先有一億多年的時間，都是當個不思考的哺乳動物，只有在人類史上的一小剎那，使用了這一向只用於完全不重要事物的頭腦。證據顯示，我們實際上的思考活動遠少於我們以為的情形──當然，除了當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

忘恩負義的新種類

想到那些被歷史不當對待的人就令人傷心。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或韓波（Arthur Rimbaud）等放逐詩人為當時的社會所輕蔑，後來卻被大加讚揚，並用來強迫學童研讀。但世上還有許多英雄受到更嚴重的不當對待──這群可悲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英雄，他們卻救了我們的性命，協助我們避開災難。他們沒有留下遺跡，他們甚至在做出貢獻時，連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會記得因為某些我們所知道的因素而犧牲的殉難者，卻從未記得那些貢獻不小，但其貢獻因素不為我們所瞭解者──只因為他們成功了。

假設有一名勇敢、有影響力、有智慧、有遠見，且堅定不移的立法委員推動一項法案，並於二○○一年九月十日生效，全球適用；這項法案要求每架飛機的駕駛艙要一直鎖上防彈門（這讓艱困的航空公司付出高昂的代價）──只是為了怕萬一恐怖分子決定要以飛機來攻擊紐約市的世貿中心。我知道這很瘋狂，但這只是個思想實驗。這項法案的措施在航空業並不受歡迎，因為會造成困擾。但一定可以防止九一一事件。

這位推動立法要求鎖上駕駛艙門的人死後，並沒有人為他在公共廣場上設立雕像，訃文上也沒有以下簡短描述。「張三，避免九一一慘案有功，死於肝病併發症。」

現在，再來看看九一一事件。事件發生之後，誰得到了肯定？那些你在媒體上、電視上所看到，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以及那些試圖讓你留下印象，認為他們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後者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理察‧葛拉索（Richard Grasso）這種人，他「救了交易所」，並因為他的貢獻，得到了一筆龐大的獎金（相當於一般人薪水的幾千倍）。他所做的事就是到現場在電視上搖一搖開市鈴──我們將會討論，電視是不公平的帶原者，也是造成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盲目無知的主要原因。

誰得到了獎賞？是讓我們避開衰退的中央銀行官員，還是「修改」前任錯誤，並且在位期間碰巧發生景氣復甦的官員？誰比較有價值？是讓我們避開了一場戰爭的政治人物，還是開啟一場新戰爭（並幸運地打贏了）的政治人物？

我們前面所談到的「我們所不知道事物」的價值，也適用同樣的逆向邏輯；大家都知道預防勝於治療，但很少人會給予預防行為獎賞。我們頌揚那些名留千古者，代價是讓有貢獻的人在史書上沒沒無聞。我們人類不只是個膚淺的物種；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物種。

生活非比尋常

這是一本談不確定性的書；對筆者而言，稀有事件就等於不確定性。這看起來也許是個強烈陳述──為了瞭解普通事件，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稀有和極端事件之研究上──但我會在後面清楚地表達我的看法。研究現象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把異常剔除，而專注於「正常」。檢視者把「離群值」丟在一旁，而去研究普通的案例。第二種方法則是想，若要瞭解一個現象，首先必須考慮極端事件──尤其是它們如果和黑天鵝事件一樣時，會帶著異常的累積效果。

我不會特別去關心普通事物。如果你想瞭解一位朋友的氣質、道德，和格調，你必須去看他在嚴格環境測試下的表現，而不是在優雅的日常生活中的狀況。光是檢視一個人的日常舉止，你能察覺他的犯罪行為有多危險嗎？如果不考慮病毒和傳染病，我們能真正瞭解健康嗎？

事實上，常態通常不重要。

在社會生活中，幾乎每一樣事物都是由稀有而重要的衝擊和跳躍所產生；然而，幾乎所有有關社會生活的研究卻始終聚焦於「常態」，尤其是在推論上所採用的「鐘形曲線」法則所告訴你的東西，和沒有告訴你任何東西差不多。為什麼？因為鐘形曲線忽略了大偏異（large deviation），無法處理它們，卻給我們信心，以為我們已經馴服了不確定性。它在本書中的暱稱為ＧＩＦ，即「知識大騙局」（Great Intellectual Fraud）。

柏拉圖和書呆子

西元第一世紀猶太起義之初，許多猶太人的憤怒導因於羅馬人堅持把卡里古拉（Caligula）的雕像放進耶路撒冷的廟宇裡面，以交換在羅馬的廟堂陳列猶太人的神，耶和華。羅馬人不瞭解猶太人所謂的神（god）是抽象的，包羅萬象，和羅馬人在談到神（deus）時那種具有人形、過度擬人化的神完全無關。關鍵在於猶太人的神並不把自己授予象徵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

同樣地，許多人為求方便而標示為「未知」、「極不可能發生」，或「不確定」的東西，和我的意思並不相同；它並不是一個具體而明確的知識種類，或僵化的領域（nerdified field），而是相反；它是知識之不足（或限制）。它正好是知識的反面；我們應該學著避免用為知識所造出來的詞語去描述其反面的事物。

我所謂的柏拉圖式思想（Platonicity），承襲哲人柏拉圖（Plato）的理念（和特性），指吾人錯把地圖當成土地的傾向，專注於單純而定義完善的「形式」（forms），不論是物體，如三角形、或社會思想，如烏托邦（依照某種「令人信服」的藍圖所建造的社會）、甚或國家。當這些構想和清新的架構進駐我們的腦袋時，我們就會讓這些事物所享有的優先權，高於其他不是那麼優雅的東西──一些雜亂而漫無章法的東西（我將在本書中進一步闡明這個想法）。

讓我們認為自己懂得比實際還多的，就是柏拉圖式思想。但這種情形並非每個地方都發生。我並不是說柏拉圖式的形式不存在。模型和架構，這些是現實（reality）的知識地圖，並非總是錯的；只有在特定的應用上才是錯的。其難處在於（a）你事先不知道（只有事後才知道）地圖哪裡有錯，以及（b）錯誤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這些模型宛如可能有效的藥品，卻帶有隨機而嚴重的副作用。

柏拉圖圈（Platonic fold）是爆炸的外緣，在此處，柏拉圖式的想法和雜亂的現實接觸，而且，在此處，你所知道的和你以為知道的之間的缺口，大到可能引發危險。黑天鵝事件就在此處產生。（摘錄整理自前言）

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

Nassim Nicholas Taleb/著

大塊文化出版

售價：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