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3年3月加入 Google,一開始我是以在貝爾實驗室從事軟體開發的資歷擔任軟體工程師。但不久之後伺服器硬體部門的人找上我。
「你是台灣來的,對不對?可不可以來幫我們翻譯一下?」
原來他們和台灣主機板廠在溝通上發生了一些誤解,規格一直講不清楚。我加入電話會議之後,順利地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但也讓我思考:這會不會就是我真正該做的事?
我在職涯之中,一直是軟硬整合,虛實兼修。設計過交通號誌控制器的主機板,也寫過交通行為的模擬程式;設計過綁鈔票的機器,也寫過辦公室自動化軟體;設計過超級電腦的介面電路,也寫過銀行投資報酬的分析系統。當時在 Google 的七百多名員工之中,已經有兩百多位軟體工程師了,但沒有一個真正懂伺服器電路的硬體工程師,都是由使用伺服器的軟體工程師來對廠商提出需求。就算我只懂一半,0.5 也還是遠大於 1/200,我來做硬體遠比做軟體對公司的貢獻大多了。
於是我轉到了硬體部門,成為 Google 第一個伺服器硬體設計師。這個工作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我常常要回台灣跟主機板廠接洽。
我當時出國已經十四年了。雖然大致上每年都會回台灣一兩次,但主要就是處理我接的專案和看看家人,對其他業界事務並沒有機會多去瞭解。這個新的位子讓我開始和台灣電子業有了深入的接觸。
2005年 Google 找了李開復,在北京開設分公司。在 Google 的華人同事無不歡欣鼓舞,覺得是一個新的里程碑,期待把 Google 的文化帶進中國。幾個月後,公司為李開復開了一個歡迎會,介紹給總部的員工認識。在會後的派對上,我問 Larry 和 Sergey 下一步會不會考慮台北,他們倆對看一眼,說:「我們是在想上海……」
我知道時機還沒成熟,只有默默等待。
由於微軟的反競業訴訟還在進行,所以李開復不能直接參與技術性的工作,只能到處宣揚 Google 的理念,鼓吹年輕人加入。這段期間他被矽谷科技界戲稱為「全世界最高薪的招聘員」。
但他在台灣招到了簡立峰。
他們已經認識很久了,也合作了很久。所以當李開復跟簡立峰提起加入 Google 的時候,簡立峰根本不用花時間考慮,馬上答應了。當時簡立峰是中研院資訊所的副所長,就先辦了借調,在2006年3月走馬上任。由於李開復不能參與技術工作,所以在中文搜尋的研發方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簡立峰在處理。
但簡立峰有一個條件:他不要去北京工作,他要留在台灣。
於是他們一起說服了 Google 總部,在台北成立研發中心。四月下旬我們七個台灣籍的員工從總部飛回台北,展開了招募和面試工作。在台大的一場演講中,沈修平提到了李琳山教授當年的期許「西天取經,志在中土」。
我雖然高中時就認識李琳山教授,但在學校的時候沒有機會親自聽到這段話。沈修平這次轉述的這段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也讓我開始認真思索搬回台灣的可能性。
經過了幾個月的探索以及跟業界的交流,Google 台北的團隊在2007年初提出了一個計畫,叫做 Google Consumer Electronics,簡稱 GCE。它結合 Google 手上擁有的大量資訊及運算能力,和台灣廠商最擅長的硬體製造,讓所有的運算和畫面產生在後端完成,而在消費性電子產品上面顯示。比方說在數位相框、電子鬧鐘或桌上電話的螢幕上可以顯示新聞、行事曆、股市、路況、天氣、甚至可以對電子郵件進行罐頭回應。這在智慧手機還沒出現的年代是一個創舉,結合雲端運算和物聯網來解決使用者日常生活對資訊的需求。而把所有運算放在雲端,只把畫面送到裝置上,可以大幅降低硬體成本,讓使用更為普及。
在這個計畫進行的同時,我也漸漸淡出硬體平台部的研發工作,把工作重心開始移回台北,編制上也正式轉到 Google 台北的單位。計畫執行了一年多,產品在公司內部有不少人試用,合作廠商也做出了硬體,我們在2008年準備推出產品。
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還有印象嗎?(我不是在說馬英九選上總統這件事。)
金融海嘯。對,2008年那場重大的金融海嘯。
到了第四季,Google 開始緊縮。Google 沒有裁人,因為優質的人員是它最大的競爭力。Google 開始砍專案。很不幸地,GCE 被認為和智慧手機有高度的重覆,所以被收掉了,人員移去做 Android。我們的團隊士氣受到很大打擊,而已經談好的合作廠商也都非常地失望。
這對我個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的職位和待遇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因為在公司內部還是有很多選擇,伺服器平台部也歡迎我回去。但我當時的主要理想:「藉由 Google 的力量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界,加速轉型到軟體和資訊服務」,則是失去了一個關鍵的機會。
2009年4月,Google 公開了我在2005年所做的伺服器設計。
伺服器平台部找我回去參加發表會,我也在沈潛了幾個月之後回到總部工作。但我的內心仍然不斷地在探索:有什麼機會能幫助台灣的產業界?
到了2010年初,兩位台達電的朋友找我,說董事長鄭崇華先生想瞭解雲端運算,希望找我談談。台達電當時承製 Google 的電源供應器,所以這兩位主管也是熟朋友,我就答應了。到台達電演講完之後,鄭董事長帶我參觀展示間,我很訝異地發現台達電除了電源供應器,還做很多別的東西,甚至語音識別之類純軟體的產品。而一台電動車的原型,也是在短短一兩個月之內就做出來。
一家被認為主要是 OEM/ODM 製造業的公司,會有這樣快速的自主研發,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回家之後,我讀到了鄭先生的自傳《實在的力量》,也做了一些功課去瞭解他的風評。考慮了兩個星期,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台達電的總經理海英俊先生,告訴他如果鄭先生真的想做雲端運算的話,我願意回來台灣協助他。
這幾年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在美國創業,而要回來台灣,甚至 PTT 上面還有人特別問卦。因為我在事業上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所以我想要做的不是單純的創立一個公司,而是改變台灣的產業文化。這是一個艱鉅的工作,但如果不是困難的事,怎麼會值得我去做?
這就是翟本喬為什麼要離開 Google,回來臺灣的故事。
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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