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人推崇的數位治理典範國

我在《網路不是答案》中提到，數位革命，再加上贏者全拿經濟的全面效應，讓科技巨擘集權，無論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面，都睥睨銀行巨擘、石油巨擘或製藥巨擘。我寫道，這份大餐要比臉書吞掉新聞學還要豐富。包括Google和臉書等以前還很離奇地被認為是「網路」公司，但如今卻快速成為人工智慧公司、自動駕駛汽車公司和虛擬實境公司。「軟體正慢慢吃掉整個世界」，這是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用來描述網路科技吞食每個人的情況。安德森於一九九四年合夥創辦首家網路瀏覽器公司網景（Netscape），同時也是矽谷早年少年稱王的典範。矽谷不僅成為新華爾街，甚至還比舊華爾街更有錢有勢，歐巴馬在位的八年期間，在華府的遊說預算多達金融業的兩倍。

這個問題部分肇因於智慧科技的經濟所得並未與大眾雨露均霑。豐富的資金集中在矽谷，致使其他地區資金缺乏。還有，人的問題日益嚴重。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傑弗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向我提到現在這個「兩個國度」的世界，他說：「國民所得分配出現變化，這和智慧機器有關。」薩克斯擔心改善科技的科技可能「讓人們更加拮据」。他向我解釋：「機器代替人工」甚至「降低生活品質的想法不無道理」。真正讓這位經濟學家擔心的，是財富從勞力轉向資本。「而且有這些預感的絕不是盧德派分子，」他堅稱。

越來越多矽谷要人和以往認同高科技業的政客表達和薩克斯一樣的擔憂。加州現任副州長葛文．紐森（Gavin Newsom）甚至表示，矽谷科技專家有責任「執行」他們的道德公權力，來擊退正快速接近我們的收入差距和失業，他還把這兩個問題比喻為「紅色警戒、火舌、大海嘯」。「全世界的網路配管工程正快速改變，」紐森說，他於二○一七年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電腦系畢業生致詞時，演繹他自己的莫爾定律激勵版；「你們的工作是執行你們的道德公權力。要去做那些無法從下載獲得的事情。」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二○一六年世界發展報告：數位紅利》（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也指出，數位革命可能擴大貧富差距，並挖空中產階級工作機會。該報告顯示，數位革命本來應該提供「更高成長、更多工作和公共服務」的紅利卻「意外短缺」。該研究計畫是由當時的愛沙尼亞總統托馬斯．伊爾韋斯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共同主持，結果發現了一個全球六成人口都被排除在數位經濟之外的圍牆花園。該報告的作者群警告，快速的數位擴張「讓全世界有財富、有專業和有影響力的人更有利可圖，只有他們能從新科技得到好處」。這顯然就是贏者全拿、兩個國度的數位世界。

「網際網路能夠拯救世界嗎？」《紐約時報》報導二○一六年世界銀行報告時提問。

至少目前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們要怎麼讓網際網路—也就是葛文．紐森對新二十一世紀操作系統的稱呼，「配管」—實際幫助我們拯救世界呢？

未來有時出現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某個歐洲國家結合自由市場創新和創意規範與教育改革，把人們放回數位地圖的核心，因此率先建立了美好的數位社會，這個國家就是愛沙尼亞—數位知識豐富的前總統托馬斯．伊爾韋斯暱稱為Ｅ化尼亞。

烏托邦個案研究：愛沙尼亞

如果你有地圖，或至少看過地圖的話，在愛沙尼亞首都找路都很容易。雖然現在智慧手機裡有位智（Waze）、Google地圖和其他GPS定位的旅行App，我們還是需要實際去坐火車、搭計程車或走路，才能從一處到達另一處。在這個科技地平線上，尚不存在超智慧的瞬間轉移機器—就連科技水準極高的愛沙尼亞也沒有。誠如某位世界旅行家所說的，地理學還是很重要。另一位知名地理學家也說，「地理學的首要法則」就是「一切都和其他一切相關」。

地理對愛沙尼亞的重要性，很少有其他國家能夠比擬。這個貧瘠的國家與俄羅斯接壤，和丹麥、瑞典與德國隔海相望，這幾個區域強權在過去幾百年來和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生息與共。然而，儘管愛沙尼亞的地理條件不佳，或者正因如此，如今這個面積只有兩萬八千平方英里的小國—還有南韓、以色列、新加坡，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鄰國—是世界上網路最發達、最創新的國家之一。愛沙尼亞政府和人民協力實現資訊社會的構想，他們無時不刻不在思考如何在網路空間安居樂業。

雲端之國

愛沙尼亞的確是個有E化實體與E化政府的E化社會，從E化國籍計畫到著重學校網路，以及將政府視為一種服務的構想等，他們將網路空間重新設想為全民空間。「愛沙尼亞人在數位世界中擁抱人生，」《紐約時報》報導描述的這個社會，是「率先步入網路生活」。這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是「全世界網路最獨立的國家」，BBC指出。《大西洋》雜誌也提到，愛沙尼亞擁有「全世界最懂科技的政府」。

不，地理條件不見得決定命運—至少對愛沙尼亞來說是如此。加拿大新媒體大師道格拉斯．柯普蘭（Douglas Coupland）主張，在今日的網路經濟中，「品牌才是國界」。但愛沙尼亞的非凡成就是，他們創造的數位品牌遠比他們的實體國界更無遠弗屆。那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雲端」，愛沙尼亞的科技長塔維．寇特卡（Taavi Kotka）對我說，當時我是在十一世紀哥德式建築的舊城中心、他位於市政府裡的小辦公室與他會面。

的確，愛沙尼亞是全世界第一個提供「E化國籍」—是一種電子護照，提供給所有小型企業主，讓他們有權使用合法的愛沙尼亞線上法律或會計服務和數位科技—並且甚至嘗試打破實體領土和公民身分之間存在已久的密切關係。該國的E化國籍計畫在晶片上建立指紋、生物識別技術和私鑰來確認網路身分。

年僅二十八歲的計畫主任卡斯帕爾．寇主斯（Kaspar Korjus）告訴我，他們的目標是在二○二五年達到一千萬名電子公民—這幾乎是愛沙尼亞目前全國一百三十萬人口的八倍之多。寇主斯想要為全球商人創造一個「信任經濟」。E化國籍能夠照亮黑暗網路—那個毒販和武器商、戀童癖和其他罪犯妄行的數位地獄。「我們想要成為數位世界裡的中立國，瑞士，」寇主斯說。而塔維．寇特卡的野心更大。這位愛沙尼亞的首席科技長不帶笑容地告訴我，我們要成為「母體」（the Matrix）。

「在愛沙尼亞造訪你之前造訪愛沙尼亞，」機場商店打折的T恤上面這麼寫著。

愛沙尼亞政府的說法較為謹慎，「朝無國界國家的構想發展」是該國對這項大膽的E化國籍計畫的描述。寇特卡說，這是「外包政府」的例子。他解釋道，愛沙尼亞氣候嚴峻、地理環境不便，一直難以吸引實體公民，E化國籍創造了新世界公民的平台。愛沙尼亞不僅讓政府在雲端運作，更有意在雲端創造一個國家，那是一個透過網路服務、而非地理環境將人們統一起來的二十一世紀分散式社會。這就是寇特卡心中的「母體」—在網路空間無限的領域中運作的國家。

可想而知，包括我在內的創新人士對此構想趨之若鶩，紛紛前來造訪這個沒有國界、事情最先發生的國家。根據亞歷克．羅斯（Alec Ross）的說法，這個波羅的海國家是「說到做到的小國」。羅斯在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擔任國務卿時是她的數位顧問，並且非常醉心於研究愛沙尼亞的創新。羅斯堅信，愛沙尼亞「整個經濟似乎都是E化經濟」，這是個未來之國，因此自然富於數位創新，新創企業也如雨後春筍—像是楊．塔林的Skype和Kazaa—「讓矽谷眼紅。」羅斯拿愛沙尼亞和另一個地理環境同樣不佳的國家白俄羅斯比較，後者完全停滯在教區計劃經濟。「愛沙尼亞向外開放，」羅斯總結說，「白俄羅斯卻故步自封。」

地理法則第一條應該是一切都和其他一切相關，但二○一七年愛沙尼亞的第一條法則是一切人事物都以網路連結，全國一百三十萬國民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一點四是網路使用者；百分之八十七點九的家庭擁有電腦；百分之八十六點七的愛沙尼亞人裝有寬頻；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八點四的人常常使用。反之，在鄰近的拉脫維亞，只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國民是網路使用者，而愛沙尼亞之前的老大哥俄羅斯，比例更只有百分之七十一。不過，誠如前總統伊爾韋斯在世界銀行報告中警告的，光靠數位存取不足以實現轉型變革。他堅稱，要建造一個真正的網路社會，必須立法、規範、創新和教育多管齊下。

「愛沙尼亞的經驗告訴我們，光是網路存取無法坐收數位發展的好處，主要還是得靠國家管理、立法和教育，」伊爾韋斯於二○一六年一月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報告會上指出。

伊爾韋斯說，在增進愛沙尼亞人的技巧上，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E化尼亞」革命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代末期，政府出資讓全國學校都有網路，學童從七歲開始就學習電腦程式技巧。「就像閱讀一樣，」有位軟體工程師告訴我，他說，程式技巧已被視為學校的基礎課程。

愛沙尼亞教育系統經過重新設計，旨在讓人們成為更負責的公民。克里斯泰．瑞洛（Kristel Rillo）—在教育部主掌E化服務—解釋道，愛沙尼亞各級學校現在有個必修課程，叫做「數位能力」。該國甚至規畫數位能力國家考試，測試五大能力，其中還包括網路禮儀。瑞洛告訴我，教育「超越勞動市場兩大步」，所以學童「學習如何成為數位公民的進度，也超越中年勞工兩大步」。

數位革命無法避免的後果之一，就是網路上個資全面爆炸。數據只會迅速成長，我們毫無選擇。但我們卻能控制政府或企業查看個人資料的透明程度……在烏托邦以外的世界，愛沙尼亞的模式也許是我們最好的選擇。──Andrew Keen

信任、信任、信任

然而，愛沙尼亞的數位發展最迷人的地方發生於課堂之外。愛沙尼亞數位革命的關鍵是辨識卡系統，它把數位識別和信任列為新社會契約的核心。目前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愛沙尼亞人使用這張強制型電子身分證，它讓每個人都有一個安全的網路識別，並提供擁有四千多種線上服務的數位國籍平台，像是健康資料、警方紀錄、繳稅和投票等等。

愛沙尼亞資訊系統局設計長安德烈．庫特（Andres Kütt）指出，他們設計這種線上身分系統，是想要擺脫官僚政治，把政府重新打造成他所謂的「一種服務」，藉此「賦予國家全新的定義」。庫特是這套新系統的主要設計者，他希望把每個人的資料整合在易於瀏覽的單一資訊入口。這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新科畢業生、同時也是Skype的前員工指出，愛沙尼亞想要粉碎官僚穀倉，還權於民，讓政府主動接觸他們，而不是要他們去找政府。

庫特的政府辦公室位於一個小型商場後方的陳舊建築裡，我在這裡與他會面，他身穿綠色毛衣，個頭瘦小，留著稀疏的鬍子，對於他一手打造的先進科技有著像哈比人一樣大無畏的熱情。「舊有模式早已不管用。我們正在改變國籍的概念，」他說道，並說明他所謂的「服務的政府」是什麼意思。「這套科技創造信任，它完全透明。所有單位都能存取這套數據，但人們有權知道他們的數據被人查看。在舊世界裡，人民依靠政府；在愛沙尼亞，我們努力讓政府依靠人民。」

庫特設計的這套身分系統用意在於顛覆歐威爾的「老大哥」。愛沙尼亞國民有權監督政府的運作。雖然政府可以查看人民的資料，但必須知會人民。庫特舉了一個他自己的例子：他到塔林演說並示範這套識別系統，他打開他的個人數據，發現有位警察在三十分鐘前進入他的資料。他循線查看線上紀錄，發現他在前往塔林的路上，有輛便衣警車跟著他，因為他的車牌髒汙不清。該名警察進入系統查看他的紀錄，並查看他的駕照後，決定不把他攔下。庫特強調，這個故事的重點是在這個新國民數據系統中政府當責的重要性。他強調，沒有任何事會祕密進行。這是個完全透明的系統，旨在保護個人權利，並在人民和政府之間調和出信任。

我在愛沙尼亞訪談的每個人—從新創公司創業家、決策者、科技專家，到政府官員—都認同庫特的說法：身分系統最重要的層面是創造信任。買房子時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地點、地點、地點，同樣的，愛沙尼亞身分系統最重要的三件事則是信任、信任、信任。有鑑於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將今日世界描述成「信任內爆」，愛沙尼亞的實驗和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該國安全政策長墨勒．麥格（Merle Maigre）信心滿滿地告訴我，愛沙尼亞人信任他們的政府。「數位社會裡的一切都靠信任，」科技長寇特卡說。E化國籍計畫主任寇主斯也說，愛沙尼亞正在發展他所謂的「信任經濟」，他解釋道，政府只是能夠可靠地為全民信任把關的機構。

網路創業家史坦．坦基維（Sten Tamkivi）將這套身分系統描述成「信任機制」。坦基維於一九九六年還在念高中時，就一手成立了愛沙尼亞第一家數位廣告公司，並在之後把它賣給恆美全球廣告（DDB Worldwide），他告訴我，雖然身分識別是強制性的，但「你的資料就是你的」。他說，你得知道誰看過你的紀錄，並重申其他人一再告訴我的：只有政府能從這套透明的系統進入個人資料庫，而且人民隨時都要知悉。

社會處E化服務與創新副祕書長安．艾維克索（Ain Aaviksoo）參與建立愛沙尼亞第一座健康入口，他也認為這套新系統是建立信任。「愛沙尼亞人信任這套系統，因為他們未見它被錯用、濫用。該系統讓人們能夠決定自己的隱私，但他們也得負起責任，」他告訴我。

在普林斯頓大學受教育的科技專家、現任愛沙尼亞總統顧問的西姆．西庫特（Siim Sikkut）表示，全國身分系統確保你真正是你宣稱的人。它也像E化國籍一樣「授予身分」，西庫特解釋道。唯一能完全存取的人就是你自己。「畢竟，如果連政府都不能信任，」西庫特煞有介事地問道，「那你究竟還能相信誰？」

事實上，愛沙尼亞人對政府的信任遠高於歐盟國家平均。二○一四年歐盟民調顯示，百分之五十一的愛沙尼亞人信任他們的政府，相較之下，歐盟會員國的平均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九。不過，雖然愛沙尼亞人很信任他們的政府，該研究卻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國民信任他們的政黨。鑑於愛沙尼亞致力將政府重建為線上服務，人民對政府和人民對政黨的信賴度之所以出現如此劇烈的差距，可以用他們的數位改革成功來解釋。

「愛沙尼亞人不信任政府，但他們信任E化政府，」林納爾．維克（Linnar Viik）表示。維克是另一位身分識別卡架構設計者，也是被媒體譽為「愛沙尼亞網路先生」的連續創業家。

我請維克說明身分系統之所以能保證信賴度背後的科技原因。這位愛沙尼亞網路先生告訴我，那是「以非對稱的分散式科技所建立的公共基礎建設」，包含「由時間戳記來做數位簽名的架構」。簡言之，就是輸入系統的資訊不能被修改，甚至被查看，除非先通知資訊擁有者，因此，系統裡的醫療或財物或犯罪紀錄保證值得信任。它們不能被偷偷篡改或被監視。維克說這是「區塊鏈之前的區塊鏈」。順便一提，區塊鏈是一種新科技，能讓公共資料庫不能被篡改或更動。根據加拿大籍未來學家父子檔唐．塔普斯考特（Don Tapscott）與艾力克斯．塔普斯考特（Alex Tapscott）的說法，這種區塊鏈科技也許是網路發明以來最重大的科技發展，他們稱它為「信任協定」。維克所說的「區塊鏈之前的區塊鏈」意思是，雖然愛沙尼亞的身分系統並不含正式的區塊鏈科技，但卻有類似的效果：創造出《經濟學人》（Economist）在描述區塊鏈時所提到的「信任機器……是事事皆可確認的偉大信任鏈」。

和所有最新的新事物一樣，這套流程的技術細節遠不比它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來得有趣，而愛沙尼亞政府涉足數據業有幾個非常重大的影響。維克表示，其中之一，是主權政府和矽谷私有強權之間形成新的對立局面。

「各國政府發現他們人民的數位識別被Google、臉書、亞馬遜和蘋果等美國公司奪走，」維克解釋道。「他們驚覺他們有責任保護自己國民的隱私。」

當然，就是這些個資讓那些私有強權如此富有強大。儘管身分系統不會讓愛沙尼亞人停用臉書或Google，但該系統被設計成一種敵對的生態系統，是一種安全的公共系統，受惠的是全民，而非私有企業。

維克也像貝塔公司執行長約翰．博斯威克一樣，認為今日新數位世界最大的挑戰是重塑政府的相關性，他相信這套身分系統具有長遠的重要性。「政府的角色是保護國民隱私，」維克提到愛沙尼亞政府認證個人資料政策時表示。「這是公共基礎建設的延伸—是二十一世紀的福利國版本。」

對某些讀者來說，尤其是像愛德華．史諾登那樣重視隱私的人，這套極透明化的身分系統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烏托邦。但數位革命無法避免的後果之一，就是網路上個資全面爆炸。不管你喜不喜歡，隨著智慧住宅、智慧汽車、智慧城市，還有其他智慧型事物的發展對網際網路需求越來越大，數據只會迅速成長，我們毫無選擇。但我們卻能控制政府或企業查看個人資料的透明程度。這也是維克想在愛沙尼亞政府的國民資料庫中創造區塊鏈般的透明度會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不見得是個理想的解決方案，但在烏托邦以外的世界，愛沙尼亞的模式也許是我們最好的選擇。（摘錄整理自《修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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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著；劉復苓／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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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

著名網路現象評論家、矽谷創業家，是世界上最知名和最具爭議的數位革命評論員之一。基恩也是連續科技創業家，曾創立Audiocafe、AfterTV和矽谷的創新沙龍Futurec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