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日本政府數位改革，資策會提出臺灣政府數位發展9大建議

疫情不只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也考驗了政府面臨社會、經濟變動下的危機應變能力，資策會科法所副所長顧振豪在近日一場論壇中指出，日本政府因應疫情的作法，就凸顯了其數位化程度不足的問題，為此，日本重新擬定了幾項數位發展政策，近日也提出數位改革六法，要從國家數位治理的層面，來強化數位社會的基礎建設與相關制度規範。以日本為鏡，顧振豪也舉出臺灣政府因應疫情的不足之處，並針對產業、政府、資料三大面向，向政府提出9項數位發展與治理的建言。

顧振豪首先引述NHK的一份今年6月的民調顯示，超過58%的民眾對於日本政府因應疫情的作為不滿，可能源於反覆宣告緊急事態宣言、或是對於東京奧運照常舉行的怨言等。從去年就不斷累積的民怨，也讓日本重新檢視疫情期間的作為，日本首相官邸就在去年9月針對政府數位化不足的現象，歸納出6大問題以供後續改善。

這6大問題，涵蓋從政府行政、經濟生活、工作、醫療、教育到防疫等層面。在政府行政與經濟生活層面，主要問題為資訊系統未整合，導致行政體系難以有效運作，尤其中央與地方資訊系統無法串接，資料格式不一致，也就無法處理大量申請補助的案件。在工作層面，則是日本傳統行政流程的簽署手續繁複，對於文件利用形式過於保守，可能需要印章或是親筆簽名的程序，導致在遠距辦公的情況下，許多作業無法進行。

而在醫療層面，由於日本仍普遍使用傳真機，在疫情期間以傳真來發送資料的方式，耽誤了防疫工作，對於現場工作人員也造成極大負擔。在教育層面，則是在實施遠距教學時，線上教學的知識與設備都明顯不足，如何提供適當的教學環境成一大挑戰。最後在防疫層面，日本政府應更善用科技來強化對民眾的協助，比如以個人編號卡系統、AI等科技，強化防疫工作與減輕醫護負擔。

對於這6大數位化不足的檢討，日本政府認為，應採取4大作為來打破原本的僵局，才可能真正面對社會的需求。其一，是擴大數位社會基礎建設「My Number Card」的使用，來整合國家公共服務，串連政府資源與民眾需求之間的動態流程。這是因為，日本個人編號卡不像臺灣的身份證字號，已有一套資通訊基礎建設來串接戶政、地政、醫療等資訊來進行身份識別，日本個人編號卡要到2016年推出後才開始推廣。因此，日本希望推動個人編號卡的更多元運用，作為健全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一環。

其二，是要透過數位方式，更快提供補助、補貼與津貼等福利措施。比如利用個人編號卡的方式，快速提供津貼給民眾。其三，是要在疫情期間，加強遠距辦公、遠距醫療與線上教學的準備。其四，是要建構中央與地方的共通數位建設，促進各部會機關與地方系統的標準化。

在推動數位化政策的過程中，日本政府也體認到數位治理法規設置的重要性。顧振豪表示，日本近期也提出了數位改革六法，修訂部分原有法規，也同時制定新的數位治理法規，比如修正數位社會形成基本法，在基本法中說明數位社會形成的基本概念，也提出數位廳設置法，要打破既有行政省廳縱向斷層的弊端，在內閣府下籌設數位廳，作為日本首相直轄的政府機關，希望扮演數位轉型司令塔的角色，強調透過各部會協調，來推動民間與政府的數位改革。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也整備了數位社會相關法律，修正了個資法、利用個人識別碼對存款帳戶管理法、因公給付之存款帳號登錄法、地方自治團體資訊系統標準化法，藉此廢除日本長年持續的印章與紙本作業文化，擴大My Number Card利用範圍，並且讓地方自治團體的資料更流通，來帶動數位社會基礎建設與相關制度規範的發展。

借鏡日本，資策會提出臺灣政府數位發展9大建議，呼籲建立全政府通用的開放資料作法

從日本做法回頭反觀臺灣，雖然臺灣擁有更為完備的資通訊基礎建設，個人身分證字號識別制度也已經廣泛運用在多種場景，今年行政院更通過數位發展部的設立。但資策會觀察，臺灣政府的數位發展也受到疫情的衝擊。

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顧振豪指出，政府未來應持續用科技協助傳統產業數位轉型，擴大跨境數位商機，也要更注意數位治理公平，透明和可課責性議題，還要建立更周延的法治基礎來發揮資料經濟的更大價值。進一步檢視政府數位法規與環境整備，資策會也就產業、政府、資料三大面向，提出9項建言。

首先在產業面向，顧振豪指出，數位平臺業者的發展容易趨向於大者恆大的模式，政府應思考如何對這類平臺業者進行有效的規管，促進平臺產業的公平發展，避免侵害用戶的權益。再者，由於法治發展時常跟不上科技革新速度，政府也需要在科技發展過程中提供沙盒創新的模式，允許新科技能在適當的環境進行試驗，並針對現行法規進行相對應的檢討。同時，政府也要在產業數位轉型過程中，提供適當的促進措施，協助轉型發展。

在政府方面，顧振豪建議，政府可以透過採購，導入民間專業資通技術，讓民間創新型態的資通服務能與政府結合，也提升政府運作與數位化的效率。而在政府的公共數位服務領域中，也可以設立創新實驗的沙盒機制，讓公務人員更願意創新公共數位服務，而非囿於責任歸屬的問題，拒絕創新服務的試驗與提供。除此之外，政府也要思考，如何輔導公務人員提升數位能力。

在資料方面，顧振豪認為，資料為數位發展的基礎。因此，政府應促進公私部門之間、機關之間的資料流動與串連，建立資料流通基礎與共通標準。同時，也要建立起取信於人民的機制、有效的問責機制，讓資料流動不會違背現行個資法的規範。最後，應針對資料的再釋出、再利用，制定相關機制與規範，比如除了原有的開放資料政策之外，政府也可以建立一套普及整個政府體制與地方資料的開放資料做法，「這可以成為下一步開放資料的期待。」

資策會也根據產業、政府、資料三大面向，盤點政府在數位發展的法治規範與環境整備上，是否能因應疫情衝擊與長期的數位社會發展，並提出9項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