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KPMG(安侯建業)主席于紀隆(左三)、執行長曾國禓(左二)、全球資產配置戰略中心主持人陳彩凰(左一)和數位創新服務營運長賴偉晏(右一)分享「2020全球暨臺灣CEO前瞻大調查」結果,全球和臺灣企業CEO在疫情後,都拉高供應鏈以及人才風險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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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棻攝

全球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不僅全球染疫人數超過5,500萬,死亡人數也突破130萬,加上很多國家採取封城手段,許多企業不僅要求員工在家上班(Work From Home,WFH),也必須緊急調整企業的資訊架構,以配合員工在家上班的需求。

對此,企業數位轉型的迫切性也隨之增高。例如,臺灣KPMG(安侯建業)主席于紀隆,就引述近期網路上流傳的笑話來表達這樣的觀點,這個笑話的內容是這樣:加速推動企業數位轉型的推手是誰?是執行長嗎?還是資訊長呢?其實,企業數位轉型幕後真正的推手其實就是武漢肺炎(COVID-19) 。

于紀隆表示,每年度他們都會邀請年營收超過50億美元以上公司的執行長,參加「全球CEO前瞻大調查」,今年年初,在武漢肺炎疫情還沒有衝擊歐美市場前,已經針對1,300名CEO進行「2020全球CEO前瞻大調查」年度調查;但在武漢肺炎衝擊過後,為了更確切掌握全球CEO對未來發展的動向,更於今年七、八月,再度針對其中315名CEO進行追蹤調查,以了解CEO疫情期間的思維轉變。

他表示,經歷過追蹤調查後發現,疫情的爆發,導致企業看待風險的態度開始有了劇烈變化,舉例來說,在他們的追蹤調查當中,單就人才風險而言,疫情前是1%,疫情後大幅攀升為21%,名列第一;供應鏈風險則從疫情前的2%,如今增加為18%,排名第二。

今年,KPMG針對臺灣本身也做了第五屆的「2020臺灣CEO前瞻大調查」,同樣做過兩次的追蹤調查。

臺灣KPMG(安侯建業)執行長曾國禓表示,他們在該份調查中發現,全球CEO看重的人才風險和供應鏈風險,同樣也是臺灣在疫情後重視的企業風險之一,例如,人才風險從疫情前的0%,而今增加為12%,排名第四;供應鏈風險則是從0%,增加到18%,排名第二。

供應鏈風險是全球和臺灣CEO認定的前五大企業風險之一

這份「全球CEO前瞻大調查」從2016年開始執行到現在,于紀隆表示,因為疫情躍升的人才風險和供應鏈風險,不管全球或是臺灣的調查,都不曾在前五大風險排行榜當中。

全球CEO在疫情後對企業風險的調查,前五大風險分別是:人才風險(21%)、供應鏈風險(18%)、國家屬地主義風險(14%)、環境╱氣候變遷風險(12%),以及數位網路安全風險(10%);而針對臺灣CEO在疫情後的調查,則指出對臺灣企業前五大風險,依序是:國家屬地主義風險(28%)、新興╱顛覆性科技風險(20%)、供應鏈風險(18%)、人才風險(12%)以及營運風險(10%)。

根據這份調查報告的內容,曾國禓指出,有78%台灣CEO認為需再調整其供應鏈策略,以因應供應鏈因疫情而發生斷鏈的危機,而有67%的全球CEO,以及73%的亞太CEO也認為,疫後需重新思考全球供應鏈布局。

于紀隆認為,企業CEO重新思考供應鏈全球布局的原因,皆有不同。以全球CEO的角度來看,有32%的CEO,希望可以透過保有更敏捷的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其次,則是希望企業變得更加穩固,以因應各項自然災害(22%);第三順位則是因應來自客戶和社會的壓力,期望將生產移至就近區域(19%)。

而臺灣大型企業大多為代工廠,如何因應客戶的要求永遠是第一優先,所以,有高達54%的臺灣CEO思考全球供應鏈布局,原因就是希望可以保有更敏捷的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其次則是減少供應鏈風險暴露(18%),以及設法降低來自客戶和社會的壓力,期望將生產移至就近區域(13%)。

KPMG在「2020臺灣CEO前瞻大調查」當中,也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有許多CEO認為,多點供應鏈布局的供應鏈管理是因應供應鏈危機最好的策略,不再繼續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是透過全球化布局降低成本,並且趁機使用新興科技,包括人工智慧(AI)、5G、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等相關應用,重組企業供應鏈結構。此外,也有58%的臺灣CEO表示,他們已經和在地社區或企業合作,將部分供應鏈遷回臺灣,也有部分企業已在東協各國布局,藉此強化企業韌性。

臺商供應鏈的轉變三部曲

關於供應鏈的發展,臺灣KPMG全球資產配置戰略中心主持人陳彩凰表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致力建立自有品牌並交由日本製造,其中的平價商品則轉交臺灣生產;到1970年代則揭開臺灣供應鏈首部曲:產品在臺灣生產後行銷歐美,臺灣經濟起飛,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到了1990年代,因應中國市場逐步開放,臺商西進中國,即為臺商供應鏈二部曲;近幾年來,面對美中貿易大戰帶來的各種關稅壁壘,臺商開始調整供應鏈布局,南向東協國家為首選,成為臺商供應鏈三部曲。

陳彩凰指出,臺商企業面對供應鏈重新布局時,有三大不變之處,首先,重視供應鏈調整的即時效率,掌握區域市場整合脈動,掌握與東協國家的競合關係,因為東協國家享有人口紅利、廣大內需市場以及簽署眾多自由貿易協定,未來幾年區域市場整合將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東協國家提升製造能力,相關成本也會隨之增加。

其次,由本國執行高價值的活動,透過產官學的合作,建立自有品牌及通路。因為臺商長期以來聚焦代工型態,許多產品雖然有全球高市占率,但附加價值不高的情況下,如果臺商不能集中資源以改善原本產業結構、建立自有品牌、健全臺灣產業結構的話,將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第三,整合既有資源再做升級。她進一步解釋,供應鏈的調整,並不是捨棄前階段而重新再來,應該是奠基在先前成果,如運用新南向政策的各種優惠,或者是透過海外資金回臺專法取得相關資源,將臺灣打造成企業的全球或區域營運總部,藉此整合臺商過去在全球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經驗,重新布局。

此外,各臺商企業因應不同產業特性以及企業發展階段(例如:起飛期、成熟期、經営團隊傳承計畫等),或者是面對終端客戶群的不同,所採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像是,有些企業採用「中國+1」的方式,分散生產基地;有些前往新加坡等東協先進國家,設置第二營運總部,並以此第二營運總部全方位統籌調度設立於東協各國的製造基地,就近發展東協市場的銷售業務;甚至是,開始思考轉型為集團控股模式的可行性等。

陳彩凰建議,臺商企業面對供應鏈重新布局之際,也需要就多種層面來考量,例如,稅務及法務、資金運用與併購、中國營運及東協投資,以及企業績效與數位創新等新南向營運策略上,這些需有通盤規畫,才能縝密進行並符合時效。

臺灣KPMG也採訪參與該份CEO調查的臺灣明泰科技總經理林裕欽,他表示,面對紅色供應鏈威脅,該公司從2016年啟動轉型計畫,從產品代工生產(OEM╱ODM)轉型為提供完整系統解決方案,並從零售客戶為主的客戶型態,調整為服務企業客戶及電信商客戶。

在2018年開始,面對延燒迄今的美中貿易大戰,客戶對於產品生產地分散的需求提高,因此,明泰也開始提高臺灣生產比重,將臺灣和第三地比重調整為25%,並在越南設立新廠

以因應美國品牌客戶對於產品產地不得在中國製造的要求。

武漢肺炎帶動企業數位轉型,也為企業創造長期收益

此外,根據該份調查指出,CEO對於武漢肺炎帶來的景氣發展預測,不管是全球、臺灣還是亞太的CEO,在疫情前後,呈現全然不同的態度。例如,在疫情前,大家對於景氣發展,都有七成以上的看好度;但在疫情後,全球只有45%CEO看好景氣發展,亞太則有47%CEO看好,臺灣有過半(56%)CEO看好。

因為接受調查的企業都是全球的大企業,疫情前,有84%全球CEO、90%臺灣CEO和85%亞太CEO看好各自企業的發展;疫情後,全球有67%CEO、臺灣80%CEO和亞太有64%的CEO看好。

不管是為了要調整供應鏈的全球布局,或者是要因應景氣發展所做的企業調整,新興科技及數位化和人才職能發展,則是主要兩大企業投資範疇。有67%的全球CEO和60%的亞太CEO,以投資新興科技與數位化為主,有58%的臺灣CEO優先考慮人才職能發展領域。

因應疫情改變員工上班方式和企業營運架構的數位化策略,曾國禓表示,有40%的臺灣CEO表示,疫情同時加速了企業數位化經營與策略,進度甚至已超前幾個月或幾年,而臺灣企業因為數位轉型已有良好基礎,在疫情嚴竣時期, 許多企業都能善用數位工具,讓國內外各項工作流程順利進行。

此外,曾國禓說,也有26%的臺灣CEO指出,受到疫情影響,透過轉型而創造新興數位化商業模式和營收來源的進度也超乎預期,精準的大數據資料蒐集和分析,也創造更多無縫的數位客戶體驗;另外,有28%的臺灣CEO認為,數位轉型的進步比以往超前許多,希望透過更精準的數據分析、善用客戶體驗,可以創造長期收益。

至於,臺灣有將近九成(86%)的CEO表示,將延續因應疫情所做的數位轉型和優化措施,包括數位通訊、雲端工具等,全球CEO(77%)和亞太CEO(74%)也有類似的觀點,大家都希望將危機化為轉機,檢視企業的數位成熟度,改變資源配置,朝向智慧化企業努力。

展望未來一年,KPMG的調查也顯示一些新趨勢,例如,將有超過五成的CEO願意投資在新興科技上,比例最高的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64%)、雲端技術應用(62%),以及AI人工智慧╱機器學習(54%)。

臺灣KPMG安侯建業數位創新服務營運長賴偉晏表示,數位化經營創造下一代營運模式,當在家辦公成為新常態時,人們已經確認「網路就是馬路」;疫情成為催化劑,加速企業實現數位轉型;疫情後的公司管理和人才運用必須採用新觀念和新模式外,數位轉型將成為企業經營的基本功,風險管控將成為未來企業管理顯學。

賴偉晏指出,臺灣CEO為了加速企業數位轉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在關鍵崗位上找不到適合的人(26%),以及對未來執行與運作情境缺乏洞察力(26%),例如,新的工作型態;第三個挑戰,則為IT部門技術和能力不足(16%)。他說,臺灣企業數位化發展迅速,數位跨域人才搶手,在疫情推波助瀾下更顯不足,因此,將近五成(46%)的臺灣CEO同意,由於工作型態的改變,他們也將協助建立更多潛在人才庫。

為了順利推動企業數位轉型,賴偉晏認為,CXO角色的重新定位將是重要關鍵。

他進一步指出,執行長(CEO)的角色在於:支持、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整體轉型;資訊長(CIO)的角色在於:協調企業從前端到後檯營運和資訊戰略做資源配置,並掌握數位風險及新資訊應用架構;營運長(COO)的角色在於:領導公司日常管理和營運, 並推動整體智慧化企業轉型;財務長(CFO)的角色則是:準確預測及投資在具備未來高報酬的客戶或企業,提前掌握、管理風險;數位長(CDO)的角色則是:提供分析商業洞見,驅動業務轉型及發展;人資長(CHRO)的角色則是: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工作文化,考量人力資源配置成本和效率等。

企業高階主管日益重視資安風險對企業帶來的衝擊

因應網路威脅日益攀升對企業帶來的衝擊,KPMG該份調查指出,有超過七成(72%)的臺灣CEO將資安視為企業必備條件,不管是視訊會議軟體Zoom的資安漏洞,或者是駭客針對時事製作的網路釣魚郵件,甚至是各種網路攻擊、機敏資料外洩等,都讓企業不得不正視資安對企業帶來的風險,尤其隨著5G時代來臨,加上AI蓬勃發展和金融科技的應用等,各種網路攻擊也從傳統的IT環境,進入物聯網(IoT)環境,資安風險更是無所不在。

更關鍵的是,在資安準備度的項目中,今年全球CEO對於網路攻擊的資安準備程度,只有59%,低於去年(69%);今年亞太CEO對於網路攻擊的資安準備程度,則是52%,同樣低於2019年(63%);臺灣則有62%的CEO已經超前部署資安防護,高於去年臺灣CEO重視資安的比例(56%)。雖然全球和亞太CEO對於資安準備程度比例比去年略低,但整體而言,許多企業的高階主管對於資安危機意識,已經有逐漸提升的趨勢。

關於臺灣企業資安就緒程度,我們也可以參考該份調查的其他相關數據。例如,去年有10%的臺灣企業對資安沒有任何準備,但到了今年,這個比例已經降到2%,可證明許多企業已經努力完善企業的資安防護,確保企業不會遭到各種網路攻擊、資料外洩等資安危機。至於,臺灣CEO面對各種網路攻擊的應對措施,主要是透過資安健檢方式以強化企業的安全性,也會加強員工的資安意識,進而有能力辨識相關的資安風險。

臺灣KPMG安侯建業數位科技安全服務團隊負責人謝昀澤表示,數位科技安全的風險,過去幾年在KPMG的調查報告中,一直都在前五名之內,而武漢肺炎疫情帶來的「三無商機」:無人化生產、無接觸服務和無極限應用等,卻可能會因為疏忽資安防護,反而造成「三無資安危機」,包括:無人看管的設備、無痕跡的入侵,和無法無天的駭客入侵事件。

謝昀澤說,在家上班的契機帶動企業加速數位轉型,資安也將從原本的防禦武器,轉變成企業的競爭利器。也就是說,當企業以可以提供好的資安及隱私保護的產品和服務,就能夠創造與競爭的差異,進而提高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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