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浸淫在開放資料領域的江明宗,過去曾開發了登革熱地圖、選舉黃頁、臺灣所得地圖,這次也參與開發臺灣口罩地圖的開發,同時還運用了南韓的開放資料,製作出南韓口罩地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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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翁芊儒

近來臺灣的防疫表現全球有目共睹,除了官方第一時間坐鎮指揮,擬定各項政策來防堵疫情,民間力量也沒有缺席,尤其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主導開放藥局資訊與口罩庫存資料後,催生了上百個由民間社群自主開發的口罩地圖應用,有效紓緩且分散了蜂擁到各大藥局買口罩的人潮,確保一天400萬片口罩能分配到民眾手中。

這一波透過開放資料凝聚公私力量抗疫的臺灣浪潮,更引起國際間的關注,不僅影響日本東京展開與民間社群合作,首度讓社群負責建置整個疫情專網,南韓更直接跟進臺灣的口罩實名制政策,並釋出開放資料供民間使用。

長期浸淫在開放資料領域的江明宗,也參與了這一波臺灣口罩地圖開發潮,他以這次實際防疫來說明開放資料的重要性。臺灣在疫情初期,各大便利商店、藥局的口罩幾乎被一搶而空,當時出現的第一個社群自製的超商口罩地圖,需要靠人力一筆一筆回報各地超商口罩庫存量,才能提供民眾查詢,還只能顯示充足、量少、售完三種指標;但官方開放藥局與口罩庫存資料後,不僅能一次釋出六千多個藥局的庫存資料,結合臺灣原有的健保資訊系統,還可以根據每個人的實名購買紀錄,即時更新口罩存量。

江明宗說,以臺灣而言,雖然邊境管制、口罩配給政策才是防堵疫情的關鍵,但上而下的開放資料,可以減少人工統計、抄寫可能導致的錯誤,在開發者加工成各種口罩查詢應用後,加速正確資訊的傳遞,減少民眾買不到口罩可能引發的恐慌與社會混亂,「開放資料某種程度上扮演穩定人心的角色,降低了民怨。」

這次臺灣開放資料甚至被譽為「鍵盤救國」成功案例,獲得多國政府的重視。比如日本東京政府就參考臺灣公私協同合作的模式,展開與民間社群Code for Japan的合作,開放資料讓社群建置疫情分析網站,這些資料不僅包含各地檢驗與確診病例數,更細分為住院、重症、在家隔離人數等,甚至連疫情相關的電話諮詢數、地鐵搭乘人數、政府訪客數等資料都一併釋出,由社群設計成圖表,來呈現疫情趨勢變化。不僅如此,開發者也開源程式碼,讓日本其他地方政府也能快速響應。

南韓更直接仿效臺灣口罩政策,採取口罩實名制並釋出開發者所需資料的API,讓社群能更快速運用資料來開發相關應用。不過,江明宗也指出,由於臺灣健保系統已經與各藥局連線,能在民眾用健保卡購買口罩時,自動更新庫存資訊,甚至每30秒、1分鐘就能查詢最新資料;反觀南韓政府只釋出藥局的指標性庫存資料,許多資料也還仰賴人工更新,導致更新時間延遲,「南韓很難短時間內跟進。」

從臺灣口罩地圖來看開放資料挑戰

不過,在社會上一片讚揚聲浪中,江明宗反而看見了臺灣開放資料的困境,他大致整理出了四項。

第一項困境是開放資料的品質考驗,尤其是政府開放資料的格式,直接影響了資料的開發與使用。他解釋,這次政府開放的藥局資訊與口罩庫存資料,採Excel表單檔案釋出,卻沒有包括藥局確切的地理座標,後續釋出的藥局座標資料也未經過驗證,反而要靠民眾回報錯誤來一一修正。相較之下,後來跟進的南韓在開放藥局資料時,就直接採API形式提供,更包含了完整的座標資訊,來貼近開發者的需求。

兩國作法相比,不僅凸顯了臺灣開放資料的格式與品質,還不夠貼近使用者需求,「也凸顯了跨部門資料欠缺共享利用的問題。」江明宗進一步指出,過去很多工廠資料、公司登記資料沒有精確的地理座標資訊,其實,「這些資料如果過去有與民政系統連結,經過規格化就可以解決。」舉例來說,如果民政單位直接提供住址查詢API的服務,在輸入精確的住址資訊後,就能透過系統取得唯一的識別碼與地理座標,讓資料更易於使用,這次藥局座標資料不全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第二項,這次疫情資料開放範圍過於侷限,只開放了口罩與藥局資料。後來,江明宗指出,社群陸續向政府申請了小維度的地區病例數、居家隔離人數、檢驗人數等資料,但卻遲遲沒有得到政府明確的回覆,政府機構與社群溝通也不足。反觀日本,東京府與Code for Japan的合作,不僅開放資料,甚至直接將整個官方疫情資訊入口網站交給社群建置,從結果來看,雙方互動密切,社群提出的資料需求,也能獲得更大的討論空間。

第三個困境是,臺灣開放資料至今缺乏一套制度化的規範,「這次開放資料會不會只是特例,無法在其他政府單位重現?」這是江明宗向來擔心的問題。他舉例,過去民眾申請開放資料後,完全由提供的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是否開放,沒有一個專責單位有權判斷各類資料開放的可行性,並強制負責機關來執行,導致許多申請案都不了了之。這次能順利開放資料,有賴唐鳳直接與政府單位居中協調,才減少了機關內層層上報可能遇到的阻礙,「期待政府能盡快制定開放資料專法,解決結構性問題。」他建議。

最後一項,江明宗特別點出了開放資料過程中的隱私問題。以各地染疫人口數據來說,依流行性傳染病開放慣例,原先詳細到村里等級的數據都會公開,但在這次疫情中,政府卻以保障隱私為名擅自撤下各地染疫人口數據,「對一般人來說,這是一種知情權的剝奪,反而會讓更多人質疑政府公信力。」他認為,就算要撤下,也應遵循更制度化決策方式,而不是只針對單一事件採取反射性的作為。

還有另一個與隱私密切相關的資料應用,江明宗認為,政府透過電信資料取得並公開確診病患的移動軌跡,已經違反了當初蒐集資料的目的,「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已是一種侵犯隱私的行為,」他強調,個案的移動軌跡是受保護的個資,即使疫情嚴峻,也該謹慎採用,「跟歐美國家相比,我們對於隱私的考量真的粗糙很多。」

但他並非主張,隱私資料完全不能用,而是希望在資料採用之前,能公開徵詢更多意見,同時透過完善的監督機制避免資料濫用,並設定資料使用的期限。「但是現況是,各部會競相以防疫為由蒐集更多隱私資料,如果又缺乏監督機制,一旦隱私資料被濫用,恐怕會讓過去臺灣詐騙橫行的社會問題重現。」江明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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