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文化出版

我躺在小船頂,順著緬甸偉河(Ywe River)漂流而下,穿過兩岸茂密叢林,偶爾會看到佛塔金光燦爛,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當時的緬甸正處於關鍵時刻。二○○八年的納吉斯超級颱風(Cyclone Nargis)造成將近十萬人死亡,鄰近地區直到現在才漸漸恢復正常;推動民主的領導人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解除軟禁,數十年來國會首次舉行公開選舉,這些發展都讓緬甸人民日益期盼好日子趕快到來。但是這個國家還有很多極度貧困的人,他們在自家薄田辛勤耕作,平均收入每天不到兩美元。我在這裡探訪的專案就是和三角洲地區一些農家合作,提升農作生產,改善收入。

當我走進草屋林立的村落,巡視周遭農田,男男女女得意洋洋地向我展示豐盛成長的稻作和蔬菜。我也參觀專案人員週間工作和棲息的窄小木屋,他們在當地提供現代農業技術的培訓和改良種子,幫助農民組織農產團體,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不管是農民或專案人員的奉獻精神都讓人感到振奮和鼓舞,大家不辭辛勞一起努力改善生活。

參觀完農村回到鎮上後,由領導團隊說明專案管理方式。辦事處的牆上掛著大黑板,黑板上的表格列出各個村莊的名字,上面寫滿了專案要進行的各種活動和相關目標。每週結束的時候,各地專案人員一起開會檢討活動進度、統計達標人數。整套作業就像是上足油、卯足勁運轉的機器。

不過要打破貧窮循環並不容易,畢竟箇中因素極其複雜,而我們距離解決所有問題還相當遙遠。於是我提出疑問:那麼,我們所做的努力到底效果怎麼樣?這兩年來開展的工作,又需要哪些改進或調整?而且該怎麼做才能幫助到更多的農民?但是我只看到大家的眼中一片茫然。我很快了解到,整件事不是這樣運作的。就像許多全球發展計畫,整個專案的設計從最早的援助案以來早已規畫多年,主要還是由美國總部的工作人員完成。這些在三角洲地區工作的專案人員只需負責執行計畫,達成每季設定好的目標,他們並不需要再深入理解和做出必要的改進。更糟的是,這個專案雖說有數百萬美元經費,接觸到的農民不過幾千人;而在這個人口多達六百萬的廣大地區,約莫三分之一的農民生活在貧窮線(poverty line)以下。

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在預定的四年之後,這個專案就會結束,不管它能否達到成效,以及那個地方或鄰近區域是否還需要更多援助,沒人會在意。我們團隊只能祈求好運,獲得更多捐款,讓更多贊助者有興趣參與。

我躺在船上晃盪,一月的陽光曬得我暖洋洋的,我想一定還有更好的方法來處理這些事。大家都很努力,希望做出不同的改變,但他們的雙手彷彿被綁住一樣。光是執行這種一次性的僵化專案,並無法為大多數民眾帶來最大的影響。我們可以做的應該還有很多。我後來又遠赴賴比瑞亞、烏干達、辛巴威、瓜地馬拉、印度和蒙古等國家旅行,也一次又一次看到類似的狀況。

於是我決定投入人生職涯的下半場,先深入了解這些不良運作的問題所在,再找出改進制度和體系的方法。

兩個世界的碰撞

我的反應似乎不太尋常。大多數人結束各地的考察後,都懷著滿腔熱血,只想趕快幫助那些民眾或生物棲息地,並不會想到要解決這套運作背後的官僚程序和管理理念。不過我本來就是個工程師嘛!

我曾經在科技產業工作二十幾年,直到七年前才轉換新領域,這是我長期規畫後做出的改變,我準備在人生職涯的下半場致力於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雖然聽來像是陳腔濫調,但我的決心確實就是如此簡單明瞭。我一向熱愛挑戰開發軟體程式,卻也想要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問題是要做什麼呢?在解決貧窮、醫療保健、教育、環境保育、人權等重要議題上,我當然都不是專家。況且,很久以前我就從軟體程式工程師轉到管理職,現在我甚至也沒資格再去寫程式。但我還是帶著真誠熱情,希望找到一種值得努力的方法,而非只是照表操課。這次到緬甸參觀訪問就是我早期的學習過程之一。倘若我希望以後能夠有所作為,就要先搞清楚最前線的人們都做了什麼。那時我很幸運,能在美國政府、頂尖國際非營利組織和幾個合作夥伴的工作中,向業界幾個最好的組織和企業學到很多事情。

我在Google工作八年以後,矽谷那種傲慢自大還是在我身上造成一定的影響,不管是好是壞。我那時覺得,好像什麼事情都辦得到,一切都有可能。二○○○年代末期我帶領手機工程團隊,當時Google地圖(Google Map)的街頭導航系統是手機用戶最想要的功能,但是地圖資料供應卻由兩家公司聯合壟斷。雖然我們使用資訊的費率固定,但手機用戶使用導航服務時卻要逐一收費,我們進入導航市場這條路因此受阻。如此一來,我們就無法提供免費的導航產品。後來我們向Google聯合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報告這個困擾,於是他們提供一項非凡的服務:派車走遍全世界的大街小巷,自行建立地圖資料庫。而過去每個月向用戶收費五到十美元的衛星導航系統業者,也被迫跟著改變。

我在這當中不只是學會從大局來思考,也逐漸體會到實驗的價值。儘管Google已是業界領導者,但並不因而自滿或裹足不前,每天還是進行好幾百場實驗和試作,測試系統服務的主要和次要功能,增強優勢。雖然網路搜尋並不是Google的發明,但它透過測試、學習和更快速的迭代改良(iterating),超越所有競爭對手。所以Google的各種產品才會持續進步,整個系統也是逐年改良進步。

我就是帶著這種觀點和態度來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我總是忍不住想問,這麼做有效嗎?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我們可以幫助更多人嗎?而且能不能永遠改變整個體系?

好吧,我承認我有點天真。我的無限熱情很快就撞牆面對冷酷現實,了解到社會創新──為社會及環保挑戰開發更好的解決方案──要比科技創新還困難許多:經費限制可能嚴重阻礙實驗的進行;受助者的需求與贊助者的優先目標並非總是一致;短期致勝比長期成長還要誘人。衡量社會工作成果可是比計算網站點擊次數來得更艱巨。而且,一旦涉及現實生活,冒險常常帶來更多不可預知的後果。但是我堅定相信,那些推動矽谷快速進步的創新技術,一樣可以成為創新基礎,創造更多社會公益。自從緬甸考察之旅以來,我發現愈來愈多組織率先採取創新方法,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創新未必要花很多時間或金錢。事實上透過及早發現問題,還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和金錢。

精實創業運動

幾乎每個產業的企業都想和矽谷一樣充滿活力,成為創新的溫床。科技的進步不僅顛覆我們生活的各個面向,解決大小問題的各種方法也年年突飛猛進。摩爾定律正顯現出這種持續進步、毫不鬆懈的力量多麼驚人,過去五十幾年來,這套定律準確預期晶片上的電晶體集成數量每兩年增加一倍,運算能力也因此出現指數級成長。那麼當我們解決那些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時,為什麼不能像電腦晶片一樣勇猛精進呢?(本文摘錄整理自《精實影響力》前言,天下文化提供)

圖片來源/天下文化出版

 書名  精實影響力:非營利組織的創新

張安梅(Ann Mei Chang)/著;陳重亨/譯

天下文化出版

定價:500元

 作者簡介 

圖片來源/Ann Mei Chang

張安梅(Ann Mei Chang)

社會創新專家。曾任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創新長、美國全球發展實驗(US Global Development Lab)首任執行董事、美慈組織(Mercy Corps)創新長,以及美國國務院全球婦女問題辦公室婦女與科技資深顧問。

在投身公共與社會部門工作以前,張安梅在科技產業工作20餘年,先後任職於Google、蘋果、財捷(Intuit)等全球企業及新創公司。在Google擔任資深工程總監期間,帶領行動應用程式與服務專案,在短短三年內便實現巨大的成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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