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說缺工,求職者說找不到工作,近幾年一直是臺灣並存的產業現象。

造成這樣的人力需求與供給落差的原因極多,從學用脫節、產業轉型失利、到年輕人不願意降格以求等等,大概都可以各自寫上數百篇論文探討一番。這樣常見的分析儘管立場殊異,背後卻常常有個不變的邏輯:人力毫無疑問就該配合產業與就業市場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企業界指控學校培養出來的人不堪用,但是沒有幾個學校老師敢跳出來說,業界不知如何善用人才;產業轉型失利,我們會說年輕人沒有像他們爸媽那一代那麼腳踏實地,但是沒人敢說產業轉型失敗活該被市場淘汰;勞資薪資談不攏,大體上也都是就業者太不切實際而不是雇主太小氣的緣故。

我現在要談的,倒不是要說資方應該更「善待」勞方,這種有點迂腐又有點不切實際的觀點。我要說的是,在談產業發展的時候,我們往往忘了最簡單而基本的事實:少子化成為趨勢,上一代也就更重視下一代的教育,父母把尊重子女的自由順性發展,視為教養的最高指導原則越來越普遍;臺灣的博碩士百萬大軍人人皆曰太多,但是說太多的這些人當中的多數,其實都是指別人或別人的小孩不要念,自己或自己的小孩則是不能錯過任何上進的機會。

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教育方向正確,為何我們要將我們的下一代,在受完自由開放而完整的教育之後,送往一個根本無法發揮其所長的工作場所?稍有不從的,我們還要冠上不肯腳踏實地、好高騖遠的罪名?我們造就許多新世紀的未來人才,對於產業卻有復古的願望;臺灣可能有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博士人口,我們卻只把找不到大學正式教職的人才當成「問題」來看待。

最近鮭魚返鄉之說正流行,一些廠商感嘆月薪四萬也找不到作業員。這類新聞的後面,通常就是接著一則年輕人不願從事粗重或黑手工作的感嘆與抱怨。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抱怨年輕人不願做這些工作,多半是指別人的小孩不願做這些工作,至於自己的小孩不願也不該做這些工作,則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我們就算姑且拋開這點不談,說無人願意從事勞動力工作也並不真確,具有公家或準公家色彩單位徵求勞力工作者,像是環保局或是臺鐵等等,求職者卻是大排長龍。兩者的差別在於,公家單位的工作是看得見未來與希望的,一個純出賣勞動力的民間工作則否。四萬元的作業員工作找不到人,關鍵在於它無法回答這樣的工作明天在哪裡。

我們的社會一向不敢追問,一個沒有人要從事的產業,為何要存在、為何我們要它回流?一個高階人力過剩的供需情況,我們為何不敢去想像一個可以善用這些高階人力的產業模式,卻反其道將這些人貶為無用之人?數十年後的史家回頭看這段時間的臺灣社會,必然會很驚訝於我們將充沛的、多元的高教育程度人力視為社會問題。臺灣開展新局的契機其實正在於此,但如果我們平白將這樣的契機視為負擔,那歷史是否會倒退就會在臺灣得到證明。

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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