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一位研究公民駭客和新聞學的博士生Stefan Baack,畫出專案參與開發成員間的關係網絡圖(Follower Network),他意外地發現,臺灣g0v是全球三大公民科技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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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人人都有機會平等參與公共事務、共同協作影響政府的時代。發願「寫程式改造社會」的公民科技(Civic Tech)社群參與者,正是掀起近年新興公民運動的重要推手。

公民科技並非是一種技術,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新觀念,而是一股善用當代科技來從事公共事務或公民運動的趨勢。早在1990年左右,由於網際網路崛起,其所創造的虛擬社群正影響著社會大眾,人們運用網路更容易遠距離直接互動與溝通等,此時已有不少人提議,要利用網路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甚至作為政府決策的輔助工具,甚至許多人相信,串連全球的網際網路技術,更容易實現直接民主的理想,能讓公民繞過代議政治的形式,直接近身參與民主與公共事務。

近年,行動裝置普及和各式軟體力的崛起,更開啟了新的公民參與形式,早期公民社群如非營利組織透過即時通訊軟體MSN、部落格等傳遞與散布訊息,以組織民眾上街頭直接表達訴求,如今則是公民運用寫程式、將政府資料視覺化、建立公民參與平臺等來進行公民參與並試圖改造政府。

隨著科技與技術工具的發達,公民科技早已在世界形成一股趨勢,各國政府著手強化民間參與的力量,例如英國政府早在2007年就提倡開放政府資料,強調政府需要提供大量資訊來保護公眾利益與維護弱勢族群,且以使用者的需求為導向。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09年上任後也提出了開放政府政策(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強調政府應具備透明性、公眾參與和協同合作三個面向,且公民能夠自由地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是國家重要的資產,而民眾可以迅速瞭解政府運作資訊則是政府承諾更有效率與公開透明的關鍵。

全球公民參與風起雲湧的過程中,科技一直扮演著多元且重要的角色,「科技如同網路參與平臺Decide Madrid,讓各種可能的參與得以發生。」,馬德里市議會公民參與計畫的主持人Miguel Arana Catania說,Decide Madrid秉持著開源開放精神,把公民參與的網路平臺推行到其它資源短缺的城市,散布公民參政的理念,而能夠快速散布這些共享的知識的關鍵就是公民科技,「大量接觸民眾與讓大家同時參與討論,沒有科技做不到這些」。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處長簡宏偉也認為,科技如同加速器,加速擴散訊息傳布的速度,例如,過往政府舉辦實體會議時,參與者頂多上千人,但是,如今透過網路直播,觀看的人次可以一下子達到數萬人之譜。也就是透過科技,可以加速資訊傳布的速度與擴張訊息散布的範圍。

公民科技作為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概念,各界對此也有諸多想像,紐約大學傳播科技媒體教授Clay Shirky認為,公民科技最廣泛的意義為用來促進公共利益與公民參與的科技,並更進一步取代政府來創造公共價值。英國公民科技社群mySociety創辦人Tom Steinberg則認為公民科技能夠刺激公民參與、擴大與強化社群發展與提高政府效率。

全世界的公民科技社群如MySociety、Code for America等,也持續性要求政府將資料開放出來,以降低民眾監督政府的門檻,而這些組織由跨領域的公民組成,並以開源協作方式運作,透過成立了線上平臺與舉辦多場研討會,來促使政府開放資料供公民監督與應用。

國際社群解放政府內部資料,降低公民參與門檻

救災成了公民利用科技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個著力點。例如在臺灣,有許多公民在災難期間快速建立資訊整合平臺來協助救災,以彌補政府資訊整合與散布緩慢等的問題,臺灣早在2008年發生八八風災發生時,網友第一次大規模地利用公民科技來協助救災,包括多位網友快速利用Google Map製作了「莫拉克颱風災情地圖」,讓受災者親友可以即時了解災區情況,也有網友製作了「莫拉克颱風災情資訊平臺」,整合了物資需求、尋人、捐贈資訊與物資運送等資訊,讓受災者可以發布求救訊息等,另外也有民眾透過Plurk資訊牆,發布各項災情相關訊息。

不只在臺灣,去年尼泊爾發生大地震時,公民科技社群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公民科技社群Kathmandu Living Labs也透過繪製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協助救難隊於偏遠地區救災,他們透過和人道開放街圖小組(Humanitarian OpenStreetMap Team,HOT)合作,透過「群眾外包」方式,連結超過4,000位國際和本地更多的地圖繪圖者,提供救難隊在偏遠  地區更詳盡的線上地圖,以協助救難隊能快速的掌握災區的地理資訊。

  除了救災之外,以視覺化方式揭露政府預算、民意代表政商往來關係等來降低公民監督政府的門檻,也是公民科技社群重要的貢獻之一,如國際透明組織立立陶宛分會利用政府開放資料,來打造資訊平臺,如建立議會公開平臺,追蹤議員參與法案投票的比率、參與討論次數與提出法案的成功率,另外也成立了「喬治的帽子」平臺,透過視覺化圖表來揭露政治人物之間的利害關係與個人資訊,如現有資產與犯罪記錄等。

公民科技應用範疇不僅是針對單一國家的預算揭露,法國公民科技社群Voxe.org甚至建立了跨國政見平臺,讓公民可以比較各候選人政見,如現在美國正如火如荼地舉行總統大選,而此平臺會呈現出希拉蕊和川普在各個領域上的政見,如社會、經濟議題等,以作為投票的參考,因為Voxe.org創立者Charlotte Richard認為,「如果想要讓更多人參與政治,就必須給他們更簡單的工具。」

最特別的是,Voxe.org還將此平臺發展成一門生意,目前也有許多私人企業使用Voxe作為內部管理工具,用戶規模已經橫跨18個國家,擁有370萬名用戶。

公民成為一門生意在國外已行之有年,如美國OpenGov成立於2012年,此公司透過資料視覺化技術,協助政府做視覺化的財務報表等,目前已擁有超過1,000個政府單位。另一家公民軟體(Civic Software)公司Accela,則提供政府資訊平臺,協助政府蒐集民意與強化和公民之間的連結。

西班牙進入政治體制改造政府

公民科技社群原先在政府外部透過分析政府開放資料來監督政府,到近年進入政府體制內,其中最激勵人心的當屬西班牙新興政黨Podemos。此政黨崛起的關鍵為2011年西班牙爆發15-M憤怒者運動,由於政黨政治腐敗只有兩黨輪流執政且青年失業率極高,數十萬人上街要求真民主。

在此波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後,民眾開始認真關心公共事務,如房屋減稅等,但是政府拒絕傾聽與溝通,Podemos在政府不支持的狀況下,決定於2014年組黨,在西班牙語裡Podemos的意思是「我們可以(We Can)」,道出民眾對政策說不的心聲,在政黨成立四個月後旋即拿下了8%選票,西班牙54席中的5個席次,透過議員直接進入國會以傳遞公民信念。

此黨以去中心化組織結構,實踐從下而上的直接民主,透過網路參與平臺Decide Madrid,讓所有的民眾可以自主提案,提案在一年內取得超過2%選民支持,就可以直接開啟討論與提案程序,另外,他們也在網路上公開所有的財政支出,與透過群眾募資來籌措政黨營運經費。

而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馬德里市議會公民參與計畫主持人Migual Arana Catania說,科技讓大量接觸與參與成為可能,透過公民參與網路平臺讓就算資源缺乏的地區,也可以上網提案跨越政治高牆,而這一切沒有科技是做不到的。

臺灣公民科技社群蓬勃發展因素

和全世界蓬勃的公民社群相比,臺灣零時政府(g0v)被英國開放政府組織My Society共同創辦人Tom Steinberg譽為全球最活躍的開放政府組織之一。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一位研究公民駭客和新聞學的博士生Stefan Baack,寫了一支分析程式來統計全球最大開源專案代管平臺GitHub上與公民科技相關的計畫,並畫出這些專案參與開發成員間的關係網絡圖(Follower Network),他意外地發現,臺灣g0v社群規模,不亞於美國公民科技社群Code for America和英國Open Knowledge,是全球三大公民科技社群。

如同臺灣的民主一樣,g0v如此蓬勃並非是從天而降的成果,而是匯聚了許許多多的時空因素,同時也有一批成熟的「數位原住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究竟是什麼樣的時空因素造就臺灣的公民科技文化,其中重要關鍵之一就是臺灣自由軟體文化的力量,其隱含的開放與共同協作精神,正是臺灣公民科技社群得以維繫的關鍵之一。

例如臺灣COSCUP開源人年會,自2006年至今已經舉辦了近十年,其由開放原始碼社群所推動,目的在於連結自由軟體的參與者與推廣者等,而且也邀請了許多學生發表自造軟體專案,以提升臺灣自由軟體的風氣。

而在眾多開源活動中提供幕後支援,如贊助經費與場地等就是中央研究院自由軟體鑄造場,其為推動臺灣自由軟體風氣重要的推手之一,不但為臺灣許多開源社群成立之初提供經費與人才的即時協助,並支援開發自由軟體時所需要的法律授權參考資訊、相關研究報告等,另外,也協助了臺灣許多開源社群舉辦研討會,且提供了場地與活動贊助金,包括g0v黑客松、COSCUP開源人年會。

DSP智庫驅動知識長謝宗震指出,過往中研院不但許多老師都相當支持公民參與,而且很多具備技術能力的工程師都是在中研院培養出來的,也就是說,中研院不光大力支援開源活動,更是開源界人才的搖籃。而自由軟體運動多年來發展出的成果與人才也成為臺灣公民科技社群發展的基礎。

零時政府於今年5月14日至15日舉辦第二屆零時政府年會(G0v.tw Summit)以公民科技為主軸,甚至連當時的行政院長張善政都出席,吸引約800人參與,講者遍及15國,包含美國、加拿大、智利、英國、德國、法國、立陶宛等,甚至日本參加者回國後的分享還引起廣泛的討論。

數位原住民出現,帶動公民科技興起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李維斌則點出,加速公民科技發展的另一個關鍵是數位原住民世代的出現。臺灣在數位科技發展與網路基礎建設越來越成熟的情況下,許多年輕人都從小就開始使用科技產品。

對於數位原住民來說,科技就是生活的一部份,習慣於多工處理事情,並且希望用即時回應與共同互動的協作方式,且在手機、平板與電腦等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而數位原住民涉入公共事務的原因除了責任感之外,還加上了成就感,開放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吳銘軒解釋,在g0v中,促使很多人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動力就是成就感。

群眾外包化身闖關遊戲,24小時內辨識30萬筆政治獻金資料

2014年,臺灣公民科技社群第一次大規模透過了群眾外包方式,在24小時之內旋即辨識完成立委政治獻金三十多萬筆資料,以將政治獻金數位化。

過往,人們想要知道政治人物收了多少政治獻金,只能到監察院用影印機將每一位候選人的政治獻金檔案列印出來,不過根據監察院制訂的查閱辦法,要申請查閱政治獻金資料,要先填申請書,並親自持身分證才能查閱,而且每兩小時收費20元,禁止拍照以電子檔攜出,也就是說,想要攜出資料,只能一頁頁影印。

不過,為了要讓大眾更方便查詢政治人物收了多少政治獻金,必須先將這些資料轉換成數位資料。於是,先有一群熱血公民組成「監察院調查兵團」進入監察院,將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一頁一頁影印出來,上傳到免費雲端存空間。再透過會寫程式的工程師透過辨識軟體,將每一格文字辨識出來,並將影像檔分割成一小格一小格,寫好輸入介面,利用圖形辨識系統Google reCAPTCHA,也就是透過「宅宅文字辨識」(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技術,方便其他民眾將原先的影像轉成數位資料。

在紙本資料數位化後,則再由網頁設計師設計了「你今天監察院了沒」的網站,以遊戲闖關的方式,顯示文字圖檔尚未辨識完成的數量,吸引了各式各樣想要小試身手的民眾,其中也包括不會寫程式的人一同參與。

而在鄉民進行文字辨識的同時,其實社群參與者也制訂了一系列的行動規定,才能讓一群人能夠同一時間快速行動,例如看到「浮水印」視為空白、若金額顯示3,000時需加上半形逗點、發現錯字或異體字時需忠於原版本、身分證或地址等個資馬賽克「***」,用「半形米字號」代替,格線切錯、無法辨識,要打上「?」半型問號,或到粉絲頁留言回報等。

此專案上線24小時內,就辨識完成2,637份文件,共309,666 格文字辨識,而且已蒐集到馬英九、吳育昇、張慶忠、顏清標、丁守中等人的會計報告書圖檔,此次成果更成功顯示了網路協作的力量。吳銘軒表示,這個例子透露出,公民科技可以「擴張人民解決問題的想像」。

這個由g0v參與者發起的政治獻金專案,以遊戲闖關方式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的網友加入圖像辨識之列,他們也傾向於透過去中心化的網絡系統,以科技進行共同協作與維繫彼此之間的關係。李維斌說,如太陽花學運發生時,當數位原住民累積不滿的情緒到一定的程度,並找到矛盾的出口時,動員力就會變得相當快速,甚至政府也不敢忽視此力量。

簡宏偉也認為,對於數位原住民來說,科技如同水與空氣一般的存在,不過,對於上一代數位移民來說,從舊世界轉移到新世界會有調適方面的問題,對於政府來說,必須做的就是努力跟上這一波趨勢,積極開放資料促進公民參與,「因為這已經是一波不可逆的趨勢」。

2014年臺灣公民科技社群來說公民科技社群是第一次大規模透過群眾外包方式,在24小時內旋即辨識完成立委政治獻金三十多萬筆資料,以將政治獻金數位化。

開放資料為公民科技發展的沃土

此外,儘管臺灣已經有一群熱血工程師捲起袖子來參與公共事務,但如果沒有政府開放資料,如同種子沒有土壤。而政府開放資料正是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蔡玉玲認為,開放資料為公民參與的沃土,而政治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蕭乃沂則進一步指出,政府開放資料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原始資料的證據,供民眾檢視並進行監督。

2013年4月,臺灣中央政府的資料入口網站「data.gov.tw 」成立,開啟了大力推動政府開放資料之路。根據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公布2015年全球開放資料普查(2015 Global Open Data Index),臺灣從2014年的第11名躍升到2015年的第一名,政府整體開放資料的比例達78%。

開源軟體多年來發展出的成果與政府逐步開放資料,成為了台灣公民科技社群,如g0v等蓬勃發展的沃土。

而g0v的核心精神正是以開放原始碼的精神為基底,以「寫程式改變社會」為訴求,來推動政府各種資訊透明化,也就是透過寫程式來揭露、整理資訊再呈現給大眾,讓社會上更多元的人可以藉此做決定,並深入到政治脈絡中。

開放資料、資訊透明化正是公民參與的第一步,當政府積極地開放內部的原始資料(Raw Data)後,讓民眾更確實了解政府運作與社會議題,才能夠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再化為參與行動並進一步深化民主。

而g0v以去中心化組織模式,採取分散式協作,除了透過協作式平臺討論之外,也結合了實體聚會定期舉辦黑客松,而在黑客松中已孕育出各式各樣專案,唐鳳在vTaiwan虛擬世界研習會中解釋,黑客是具備創造力來解決事情的人,而松則為馬拉松,參與者一整天完全不休息。

不過,也因為g0v去中心化特性,其中貢獻者來去自如,所以也會發生當參與者提出一個專案,但當專案提出者無法繼續做下去時,就會將專案以開源的形式開放出來,希望有人接手,但一旦沒有人繼續下去,就會導致專案無法持續,也就是說,g0v難比較以長期穩定投入人力來維持專案持久度。

而DSP智庫驅動知識長謝宗震指出,很多g0v專案提出後,過一陣子就沒有人接續下去,原因之一為無法激發其他參與者的共鳴,或者是其他人當時沒有時間做下去,「這真的很可惜」他說。

公私夥伴模式成形

臺灣於2014年底,公民科技在臺灣的發展,出現另外一種新模式,不同於舊有政策討論平臺,或以公聽會作為和民眾溝通管道的作法,前政務委員蔡玉玲g0v社群合作,共同打造了一個可以讓民眾和政府官員在同一個平臺上討論政策的vTaiwan專案,稱為虛擬世界法規調適交流平臺,主要用來討論虛擬世界相關議題和法規。

在vTaiwan上,政府官員可以和民眾共同在網路上討論,一同制定出了一條又一條在虛擬世界中的法律,目前在vTaiwan上有14項主題,例如為新創打造的閉鎖型公司法律、開放網路販售酒品、開放資料例外收費原則等議題且因此而影響了政府現有法規,根據國發會統計,到2016年3月為止,vTaiwan平臺已經開放討論盤點了271條法規,其中修改(包括新增)了46項法規。

這46條法規正是參與民眾、g0v民間社群和公部門官員協力的成果。

開啟了臺灣公私協力的政策形成與制定透明化過程,在此之前,卻只有少數代表可進入政府體制內,多數的民意政府還是聽不到,導致效果不彰。蔡玉玲解釋,vTaiwan專案的成功,也讓來自民間的零時政府和公部門的政府機構成為了夥伴關係。

不過,這種公私協作模式成形模式能否成行,仍舊得看主事者的心態,發起vTaiwan專案的前政務委員蔡玉玲指出,當政府認為網路意見也是政策制訂很重要的參考來源,而打開大門和民眾平起平坐接納他們的意見,「這一群想要用鍵盤改變世界的公民科技社群,也就真正實踐了改變世界的理想」。

除了政府敞開心門打開和民間溝通的管道等因素,公民素養也能否實踐審議民主重要基礎,而審議民主也就是公民經過不斷思考並和不同意見的人進行理性溝通,在互相論證之後找出共識。

蕭乃沂指出,如今偏向直接民主過程中,民間要政府和理性溝通與討論政策,就必須要事先閱讀相關資料,至少對要討論的議題具備有基本的了解,才不會輕易地被其他人影響,而缺乏自己的判斷。李維斌也強調,公民審議為民眾凝聚共識的一環,然而,要達成有效的審議,公民是否具備公民素養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不過,雖然vTaiwan是臺灣政府與民間轉變成夥伴關係,在網路平臺上實現政府與民間以理性溝通達成民主審議的過程,但是,對於公共參與平臺來說,參與者的多元性仍然有其加強的空間,未來若能夠用更多方式讓利益相關者也能夠一同參與,也能夠納入更多利益相關民眾意見。

而以科技在vTaiwan中扮演的角色來看,蔡玉玲認為,科技的確能協助人民透過網路平臺向政府發聲的管道,以直接讓政策制定者知道。

公民科技的局限

未來,蕭乃沂認為,科技不僅可以幫助公民解決問題,甚至「科技本身就是解決方案」,如待分散式認證機制區塊鏈技術成熟後,能應用在網路公民投票上,來解決目前身分認證問題,讓投票本身變得更方便,以促進民主參與。

不過,簡宏偉指出,「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端看人們如何運用科技」,而吳銘軒進一步指出,公民科技仍有其局限,如在進行公民審議的過程中,一開始在釐清解決問題與提出解決方案時,具體討論出彼此之間的需求為何與找出共識就是關鍵,然而,為了達成此目標,最重要的是如何設定題目,線上工具只能夠幫助整合意見與釐清意向,卻無法代替人問出關鍵的問題,也就是說,重點在於人如何運用科技,而非科技本身。

【相關報導請參考「公民科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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