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和十七世紀時,日本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忍者在這些衝突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著名的服部半藏(Hatorri Hanzo)領軍下的伊賀和甲賀忍者,是促使德川家康在西元一六○○年奪得大權並成為幕府將軍的必要力量之一,而這個事件代表著日本戰國時代的結束。

其中一個由喬伊.李維(Joel Levy)在《忍者:影武者》(Ninja:The Shadow Warrior)一書裡重述的故事特別值得一提:

「在一六○○年的一場意外事件中,甲賀忍者再度前往協助家康,他們施展一種典型的忍術策略,協助他逃離一個困難的處境。即將獲得最終勝利的強大領主受到可能致命的伏兵,所以,他的忍者衛隊製造了一個仿造領主外型但塞滿爆裂物的傀儡,將它放置在德川的馬車上,並若無其事地護衛這個傀儡前進。當敵人發動攻擊,火藥隨即被點燃,雖然甲賀忍者因此犧牲,但伏兵也未能倖免於難,而載著家康本尊的馬車,則利用這段寶貴時間順利逃脫。」

忍者在起義過程中的貢獻,讓德川家族終得以掌握大權,並進而建立了讓封建時代的日本享受了長達兩個半世紀和平與繁榮的德川幕府。至少就這個案例來說,忍者扮演著改變歷史方向的決定性角色。

科技是自由之友

今日的忍者創新者也扮演著一樣關鍵的角色。儘管他們的工作極端聚焦在特定事項且非常個人化,但卻也非常錯綜複雜,遠超過董事會或資產負債表的範疇。忍者創新者已創造了科技革新,不過,他們也讓更廣泛的社會變革得以發生。

社群網路技術在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所扮演的角色,讓上述觀點顯得尤其不辯自明。原本這些國家的獨裁者利用控制公民的方式來求生存,而且他們的多數掌控力來自管控資訊的流通。不過,近年來社群網路領域的創新,加上行動科技的興起,提供了一條能繞過政府防火牆的道路,讓備受壓迫的人民得以溝通並團結在一起。

這些國家多年來的政治發展誠然不利於永續民主改革,但人類追求自決的本能慾望,還是引爆了阿拉伯之春的種種活動。只不過,一直到諸如推特和臉書等社群網路工具讓人民得繞過政府管控的資訊模型,以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等傳達各種資訊,他們才終於體認到這股本能慾望的存在。

開羅示威活動的領導人之一是個「溫良恭儉讓」的谷歌軟體工程師,他名叫威爾.哥寧姆(Wael Ghonim),而他會成為領導人之一,一點也不算偶然。我們可以拿這些群眾起義所造成的「骨牌效應」,和二十世紀發生在納粹德國及蘇聯的例子作個比較。

當時,這兩個國家很少發生群眾起義活動。在納粹的控制下,歐洲被佔領國的人民鮮少站出來反抗佔領者。最著名的起義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華沙,不過,這場起義遭到暴力鎮壓,而且波蘭人民一直到冷戰行將結束前,都沒有再嘗試另一次起義。至於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則有較多人民起義的例子,如一九五六年發生在匈牙利的暴動,以及一九六八年所謂的「布拉格之春」,是最著名的兩個例子。不過,這兩個案例都沒有引發骨牌效應,換言之,這是兩起獨立的事件,而且,如果當時的規劃者以為這些起義活動會在整個蘇聯帝國內激起海嘯般的支持,那他們可就錯得離譜了。

當然,那並不是因為其他蘇維埃歐洲國家很滿意當時的共產黨統治者。大致上來說,這必須歸咎於其他國家的人民根本無法取得共產黨宣傳機器以外的訊息,也無法有效自行組織為一股反對勢力。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人民都是因為缺乏資訊及溝通,才會無法團結在一起。

而這就是阿拉伯之春如此獨特的原因。這一次,在大舉起義之初,人民的組織結構就比起經過審慎規劃的捷克或匈牙利暴動更有組織。最初誘發這些區域起義活動的刺激因素,是發生在二○一○年12月17日的突尼西亞,一個年輕的小販為了抗議高壓體制而自焚。警方原本試圖封鎖他的死訊,但一段有關年輕小販葬禮過程的行動電話影片,在短短幾小時內被張貼到網路上,這點燃了突尼西亞人民的怨氣,並進而出面推翻政府。

另外,儘管妮達.阿加蘇坦(Neda Agha-Soltan)二○○九年在伊朗身亡的事件基本上和阿拉伯之春無關,但卻產生了非常相似的影響,因為這個事件也刺激該國人民出面抗議政府。妮達是在參加質疑馬慕德.艾馬班加(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連任之有效性的一場群眾抗議活動時,被一槍打中胸部而死。妮達身亡的影片被上載到YouTube,她馬上就成為國際知名的烈士。儘管畫面慘不忍睹,但生動的影片卻觸動了一條敏感神經,喚醒了深埋在人民心中一種基本人類需求──對自由的需求。

社群網路工具在反獨裁者暴動方面的效率絕對不只是傳說。華盛頓大學的「資訊科技與政治伊斯蘭專案」在二○一一年9月做了一份研究,它檢視了超過3百萬條推特推文和YouTube 內容億位元組。研究發現,社群媒體「是促成阿拉伯之春多項政治爭端的重大影響因素。在每個重大事件發生前,網路上有關革命的對話通常都會大幅增加。在社群媒體的襄助下,民主概念得以跨越國與國的疆界,廣泛傳送到各個國家。」

在二○一二年拉斯維加斯的國際消費電子展上,我非常榮幸地負責招待阿拉伯資訊及通訊產業的代表團。來自十三個阿拉伯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檢視科技對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同時探討促進阿拉伯資訊科技產業成長的機會。政治覺醒為該地區的新研究和投資開啟了無限多的大門,在舊有的政治體制下,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想想看,十年前這些工具都還不存在,光是這一點就已經夠嚇人的了,而且,這些工具所使用的基礎建設也都是相對近期的發展。儘管手機早在一九四○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但直到高通公司(Qualcomm)在一九九四年推出「多碼分工」(CDMA)概念以前,手機並不普及。這個概念整整花了九年的時間才成形,但它才推出三年,第一個無線網路(Wi-Fi)標準就被提出。

我們大可以說,就算沒有這些技術,阿拉伯之春遲早也會發生,不過,若沒有了寬頻網路連線及行動裝置,這股風潮就無法引起全球的注意、獲得全球的支持,更無法讓民主思想迅速散佈到整個中東地區,換言之,這場革命就不可能那麼快發生,也不會那麼引人注目。

科技是自由的好朋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另類的政治變革手段

某種程度來說,這些科技也在美國引起了社會及政治變革。二○○九年2月19日當天,消費新聞與商業頻道的評論家瑞克.山戴利(Rick Santelli)大聲責罵「房屋持有者可負擔及穩定計畫」(Homeowner Affordability and Stability Plan)──也就是房貸紓困計畫──的影片,像病毒般在網路上迅速傳播,數百萬人在YouTube 和其他分享網站上看見這段影片,遠超過最初透過電視頻道看見這段影片的人。很多人認為這段影片是「茶黨」(Tea Party)運動的出發點,這項運動主要是表達人民對政府支出、赤字及負債的普遍不滿。茶黨很有效率地組織這場運動,它後來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政治運動,因為它並沒有仰賴基礎雄厚的共和黨網路來取得資金和溝通資源。總之,網際網路讓他們得以自行蒐集資訊,而且在花費最小支出的情況下組織並推動各種運動。

儘管「佔領華爾街」(OWS)示威行動的規模比較小,且顯然較沒有產生具體成效,但它也是起源於社群網路和行動技術。佔領華爾街的抗議人士善加利用網路上大量的網路工具,以他們所謂「99%與1%的不等」將所有不滿的人結合在一起,最後,不僅是在紐約市的金融區,美國其他地方甚至世界各地都有抗議活動進行。他們利用社群網路來組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同時將大集會的情況上載到YouTube。當然,也有人為了反茶黨及佔領華爾街等的抗議活動,將茶黨或佔領華爾街抗議行列裡的惡劣行徑錄下來,上載到網路上。

不管你對茶黨或佔領華爾街的特定政策和運作模式有何看法,有一個事實卻不容抹滅:如果少了忍者創新者所打造的那些根基,這兩場運動都不可能發生。馬克.佐克伯和推特的傑克.多爾西所打造的工具,讓一般人對於特定議題的聲音得以被聽見,而原本他們可能對這些議題毫無影響力。

創新最大的奇蹟之一是,創新能衍生更多的創新。多爾西和他的伙伴們開創一個新方法,讓一般人得以和一小群朋友分享「不重要資訊的小出口」,那就是推特。不過,所謂的「自由市場」現象,還隱含更重大的意義。多爾西和他的團隊絕對想不到自己的創作竟會點燃美國的政治運動,更想不到它會引爆中東的幾場革命,但它確實做到了。

儘管某些人正利用這些科技來幫助自己實現政治改革,但多數人只是利用這些技術來讓自己保持消息靈通,並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美國軍隊在二○一一年5月進入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位於巴基斯坦的藏身處時,外界馬上得知這個訊息,因為當地一個巴基斯坦人在推特上談論這場騷動:索哈伊伯.阿薩爾(Sohaib Athar)因為抱怨他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的住家上空有一大堆吵鬧的直昇機(遇到這種情況,有誰不會抱怨呢?)而成為世界名人。其實他當時根本不知道那些直昇機上載著美國空軍海豹部隊,更不知道他們揪出了世界最惡名昭彰的恐怖份子。

創新也能幫我們救命。當世界各地爆發自然災難──如日本的嚴重地震和海嘯,或泰國的超大洪水──行動裝置和社群媒體都讓拯救行動得以鎖定明確的目標,因此也讓救濟行動變得更有效率。

一份報導上提到,「(日本)地震發生後不到一小時,」「全國的電話系統癱瘓,但根據Tweet-o-Meter 網站的統計,每分鐘來自東京的推特推文卻高達1千2百則。」許多媒體入口也都設置推特帳號來張貼和這場慘劇有關的最新報導,另外,谷歌也啟用它的「尋人服務」(People Finer),幫助一般人在諸如海嘯等災難後和他們所愛的人會合。

再者,創新能促進社群的形成,並幫助癒合我們的傷口。例如,二○一二年7月,一個持槍歹徒在科羅拉多州奧羅拉(Aurora)一家擁擠的電影院內開槍,事件發生後,資訊快速被分享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地。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一個Reddit(也是另一種推文式社群網站)的用戶將他在那家電影院裡的所見所聞張貼到網站上,還有其他人將現場的照片張貼到網路。等到新聞記者抵達時,早就有成千上萬人知道現場發生的事了。

創新能自行衍生一種自我防衛機制

創新在促成上述種種聯繫力量的同時,也會產生另一種重要的副作用。創新會讓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反過來成為攸關創新是否能繼續保有其成功果實的利害關係人。

想像一下,如果美國政府企圖審查張貼在臉書或推特上的東西,或對這些工具的使用者課徵使用稅,那會引起多大的抗議聲浪。

如果政府介入和稀泥,損失的絕對不僅是企業;所有人也都有所損失。實質上來說,這些創新已經把一般大眾轉化為一個忍者軍團,細心呵護著這些促成「自由大爆炸」的工具。

當勢力強大的利益團體試圖扼殺創新時,站出來反擊的一定是人民,儘管各種科技工具是那些知名、較高調的忍者創新者所開發,但一般人在以新奇方式使用這些科技工具之餘,又會讓創新進一步發揚光大。

二○○○年時,一個忍者創新者團隊創造了一個音樂搜尋服務,協助獨立的音樂家尋找聽眾。其中一個創新者名叫提姆.威斯特葛林(Tim Westergren)──他本身也是個音樂家,曾擔任搖滾樂團樂手,也寫過電影配樂;他認為有必要發展一項「能幫助聽眾找到新音樂,且讓藝術家找到新聽眾」的搜尋技術。

五年後,「潘朵拉媒體」公司問世,它讓用戶得以依據他們原本就很喜歡的藝術家、唱片或文藝作品來創造屬於自己的網路廣播電台。潘朵拉會根據成千上萬種特質來選歌,這讓聽眾聽到自己偏愛類型的新音樂的機會大幅提高。用戶收聽歌曲後,提供的回饋愈多,他們的播放清單也會變得更聰明、更個人化。

潘朵拉電台革新了一般人消費音樂和尋找新歡藝術家的方式,而且,它非常成功。根據iTuneApp 商店的iPhoneApp 下載次數統計,潘朵拉名列史上第二高,僅次於臉書。另外,根據報導,二○一二年6月時,潘朵拉擁有一個包含90 多萬張唱片的圖書館,有效聽眾達5450 萬人。

不過,潘朵拉也面臨很多挑戰,根據某些不可思議的法律,潘朵拉必須將一半的營收拱手讓給表演藝術家、唱片公司和詞曲創作家。它的主要競爭者之一:SiriusXM 衛星廣播電台大約只要撥出7.5%的營收給上述人等,而無線廣播電台卻一毛錢也不用給唱片公司。這個失衡的現象是一小群華盛頓遊說專家的傑作,他們不斷抗拒外界要求無線廣播電台應補貼藝術家和唱片公司(因為它們播放了那些音樂)的種種呼聲。

廣播電台根本沒有理由享受這種競爭優勢,所有因為音樂傳播業者──不管是透過廣播電台、衛星或網路──都應該公平競爭才對。但取而代之的,現在卻只有潘朵拉和衛星廣播電台在支持唱片公司和藝術家,無線廣播電台完全免費。

事到如今,只有美國消費者所代表的正牌軍團,才足以說服國會修正這種因遊說專家而產生的失衡現象。潘朵拉的用戶必須採取警告行動,讓政治人物知道人民用戶有多麼關心音樂家和潘朵拉,而且希望音樂家和潘朵拉能雙贏。潘朵拉和該公司幾百萬名愛樂用戶很幸運,因為美國人民早已用行動證明他們將會捍衛創新,而且通常是利用其他忍者創新者開發的各種工具來捍衛創新。

二○一一年時,版權遊說活動積極鼓吹一項允許所有版權主關閉幾乎所有被控違反智慧財產權的創新網站的法案。阻止參議院假意稱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法》(PIPA)和眾議院所謂《禁止網路盜版法案》(SOPA)等法案通過,是消費電子協會的首要任務之一,因為這些法案將會扼殺網路創新,而網路創新代表所有創新的未來。

版權遊說團根本不願意和我們討論修法的問題,因為這些遊說團認定他們草擬的法案將會一字不漏地通過審查。他們認為完全無須妥協,就能讓他們想要的法案通過。

事實上,這項法案的確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獲得無異議通過,而且還得到眾議院多數議員的支持,但那全是因為當時現代科技的用戶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一如既往,版權所有人──好萊塢製片場和唱片公司,還是活在過去。他們並未能體認到自己花了幾十年反對的科技早已改變了這個世界。

等到各地創業家、創新者和網站主人注意到這項法案後,向來支持創新的政治人物如加州共和黨眾議員達瑞爾.艾薩(Darrell Issa)和奧瑞岡州民主黨參議員榮恩.威登(Ron Wyden)便出言反對這項法案。接著,隨著反對PIPA / SOPA 的勢力逐漸增強,網路創新者號召了一場虛擬罷工。

在二○一二年1月18日當天,世界上很多最受歡迎的網站──包括龐大的谷歌和維基百科到眾多部落格及日常網路漫畫──全都關閉或貼出聲明,以表達對這項法案的抗議,當然,它們的公司還是維持正常運轉,這簡直可說是現代版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Shrugged)。對於高度仰賴網際網路工作或利用它來和親友聯繫的我們來說,那些網站的停擺實在令人憤怒且沮喪,但這就是重點。沒錯,這些創新者終於走出陰暗角落,欣然承認他們早已是這社會及經濟網路中極為重要且強大的角色,並要求身為使用者的我們關心他們的困難處境。

其中很多創新者,如非常受歡迎的線上百科全書──維基百科──請求用戶要求國會否決PIPA、SOPA 及其他所有企圖審查網路或扼殺網路創新的作為。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國會就收到了約5百萬個美國人的憤怒表態──他們反對預定實施的審查法案。後來,有超過三十名政治人物撤回他們對這項法案的支持,並導致它無法在二○一二年乃至可預見的未來成為正式法案。

毀滅PIPA 和SOPA 的是代表忍者軍團的美國人民,不是國會。如果被治理的人不同意,領袖人物也無法治理國家,當然,歷史上也有很多領袖人物藉由建立公民參與障礙,在未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情況下治理國家。在推特、臉書問世以前,要了解事實真相、傳達訊息並號召大軍來反對惡法,得耗費很多時間和資源。然而,科技創新已經打破那個循環,它讓領袖人物必須隨時對人民負責,而不僅是在選舉前夕負責──歡迎進入全新的華盛頓政治世界。(摘錄整理自第九章)

社群網路領域的創新,加上行動科技的興起,提供了一條能繞過政府防火牆的道路,讓備受壓迫的人民得以溝通並團結在一起。


忍者式創新(Ninja Innovation)

蓋瑞.夏皮洛(Gary Shapiro)/著;陳儀/譯
大寫出版
售價:320元

 

蓋瑞‧夏皮洛(Gary Shapiro)

消費電子協會(CEA)的總裁兼執行長,該協會是代表兩千多家消費性電子公司的商業協會,也是全球知名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的主辦單位。夏皮洛擔任消費電子協會總裁長達三十年,因此,他實質上也是引導與見證消費性電子產業走過許多科技動盪及轉型期的關鍵人物。

夏皮洛是《紐約時報》暢銷書《東山再起:如何透過創新再造美國夢》的作者,而且定期為媒體《賀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富比士》雜誌等撰稿。圖片提供/(c)Cable Risdon Photography/大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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